“老兄，我们至少可以帮你的新作发表文学短评。”他说。

到目前为止，只听说她曾经住在“七滴水”，那是库利亚坎市一个环境潮湿的小区，她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墨西哥人。还在念小学时，她便放弃学业，曾经在一家帽子店做店员，接着在华雷斯街做兑币员。悼亡节的某个下午—真是个讽刺的预兆，命运之手将她推向雷蒙多·达维拉·帕拉的生命，一名受雇于华雷斯帮派①的飞行员。因为一头金发和蓝眼，颇有美国人的味道，在那里大家都叫他格罗·达维拉②。

以上这些大多来自围绕特蕾莎打转的道听途说，而不是证据确凿的资料；为了弄清撰写传记所需的部分，我来到锡那罗亚州位于西岸、面临加利福尼亚湾出海口的州府，探访了每条街道和每个酒馆。最后那天下午（也许那也算是另一阶段开始的第一天下午），我甚至走过一遍和她当初几乎一模一样的路线，也就是她接到那通电话、离开和格罗同居的房子之后所走过的路。

就这样，我站在他们两人曾经共筑爱巢、度过两年光阴的房子前：一栋独立舒适的两层楼小别墅，有后院，大门处种着爱神木和九重葛，位于别墅区的东南。那里是中层毒贩经常出没的小区，他们的买卖还算顺利，但还不足以在查普特佩克唯一的殖民区买一栋超级豪华的大别墅。随后，沿着大王椰子树和芒果树，我来到华雷斯街。我伫立在市场前面，看着当地的年轻女孩们一手拿手机、一手拿计算器，在大街上兑换钱币；或者说，她们在洗钱，把停在她们身边的汽车里的驾驶员用大麻和白粉换来的成捆美金，漂白成墨西哥比索。在这个城市里，明明违法的事情却成了社会惯例和生活方式—这是代代相传的传统。而曾经有一段时间，特蕾莎也在这些女孩之中，直到某辆黑色福特野马汽车停在她身边，格罗·达维拉摇下有色玻璃车窗，从驾驶座上直勾勾地盯着她。从那一刻开始，她的命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现在她沿着同一条人行道走去，她认得人行道上的一砖一石，她的嘴唇干裂，眼中充满恐惧。她避开那些围在一起的女孩，她们正在聊天，或在金丝雀水果店对面闲晃，等待顾客上门。她不信任地看着公车站和山线客运、市场里的墨西哥卷饼店、一群群背着篮子的女人以及戴货车帽与棕榈叶帽的八字胡男人。从转角处那家珠宝店后面的乡村音乐唱片行里，传来《一公斤装毒品》的旋律，大概是活力四射乐团或是老虎乐团的歌吧。因为距离的关系，她听不清歌词，但是她听出是那首歌。她对那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因为那是格罗最爱的歌啊！而天杀的格罗总爱在刮胡子时唱这首歌，还把窗户打开，惊吓邻居，或是在她耳边低声吟唱，乐得看她发飙的模样。

我父亲的朋友们

都对我赞叹且钦佩不已，

凭我能在两三百米的低空

拉起轻型小飞机。

我会操作

不同口径的机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