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你到台北见到的第一个政治符号是什么？

陈丹青：当然是青天白日旗，还有宪兵。那时候我就感到，我要面对的是两个台湾，一个是国民党的台湾，还有一个是日据时代留下的台湾。大街小巷，尤其在台中或阿里山地区，就是一个迷你的日本。

窦文涛：日本味儿很浓。

陈丹青：很浓，但是当你真去日本，才发现台湾就是台湾。我看了《海角七号》后的感受是，我们有太多私人之忆被湮灭了，湮灭在哪儿？比如大陆这么大，东北人对俄国人的记忆，有谁表现过？四川人和云南人对抗战临时政府的记忆表达过没有？肯定有很多恋爱，很多私生子，很多历史纠葛，很多没寄出也没收到的信……

梁文道：包括当年那些美军呆过的地方。

陈丹青：美军更不用说了。在美国，我妈妈的老人院里有一个老太太，当年在武汉跟一个美军会计好了。当时她只有十九岁，那个会计二十一岁，两个人还有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她坐在美军吉普上，带着船型帽，意气风发，单纯得要命，在那儿笑。后来大战结束，不久美军撤走了，他也走了。但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这女儿跟我一样，是知青，长得完全像美国人。你想，当年这张脸在湖南农村要受多少委屈！文革以后，母女到了纽约，那个美国兵带着他现在的太太来认她们，把她们办出国来……当年这样的夫妻不是一对两对，太多对儿了！记忆是会报复的

窦文涛：命运啊！我想起一个纪录片里的话，说当年跑到台湾的一百五十万人，从伙夫一直到蒋介石，无一例外都是被命运带着走的人。

陈丹青：对啊！我记得台湾六七十年代还很困难的时候，有不少女性--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姐"，跟外国人有了孩子。九十年代这些孩子长大了，差不多在十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由他们的异国父母陪着到台湾来寻找生母。第一例来找的时候，没有人敢出来认，最后一个妇女站出来，承认"这就是我女儿"。镜头随着她们下飞机一直到派出所，那位女士来了，看到女儿抱头痛哭，可女儿高兴得要命，受外国教育长大的她并不伤感，欢天喜地地说："我找到妈妈了，我终于找到妈妈了，你就是我妈妈！"那个娘却哭得死去活来！后来第二例、第三例、第四例都出来了。那才是真的历史！

梁文道：台湾很复杂的，跟大陆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各种各样不同的记忆，现在最大问题是我们越是用一个很主流的、很正统的东西去压抑这些东西，后遗症就越大。我小时候台湾还处于两蒋统治年代，那时候提跟日本的关系绝对要打压的，要"一面倒"的把过去日本统治时期说得如何黑暗，国民党来了大家就过上好日子了等等。结果那些被压抑的个人之忆成了见不得光的档案，那些人就有了恨意，觉得对自己不公平。所以后来国民党下去，这些人上来，马上就反过来，说日本当年其实什么都很好！

陈丹青：记忆会报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