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献章（白沙）的影响比较大，陈是明代与王守仁（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学问都从宋代理学发展而来，尤其受到陆九渊（象山）"心学"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修身。他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 ；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 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于国家，所谓内圣外王是也。梁启超后来写道："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梁维清），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 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7 页）这似乎说明，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义理"和"名节"这两大主题上。

陈献章后半生一直在家乡授徒讲学，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的那句诗"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他是新会人，死后在新会 建有白沙祠，家乡人都很推崇他，祀奉他，一直香火不断。梁维清也很羡慕这种 生活方式，他用家族"公尝"奖励的"封包"买了十几亩田，加上原有的十几亩， 共二十余亩，又在自家屋后的空地上建起一间小书斋，取名"留馀"，也过起了半 耕半读的生活。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以幼子最见钟爱"（同上，127 页）。梁维清课子读书，鼓励儿子去博取功名，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 托在儿子身上。但梁宝瑛的仕途并不顺畅，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能考上，慢慢 也就把仕途看得淡了。三十岁以后，两位兄长先后病逝，父亲又经常生病，作为 家中唯一的壮男，他便放弃了登科及第的梦想，一边在乡里教授私塾，一边耕种 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六七亩田，既能侍奉生病的父亲，又能督责子侄的学业， 一举而两得。

也许是因为儿子没能实现其家族的理想，梁维清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据梁启超后来回忆，他两三岁开始认字，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 ；四五岁开始读书，则由祖父悉心指导。他在《三十自述》中提到当时曾经读过的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他是否还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读《诗经》已经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它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一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孩子的兴趣，但其文字的古奥，内涵的丰富，所谓兴、观、群、怨，都超出了一个 儿童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而《四子书》就更不能说是一部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 了。所谓《四子书》又称《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集。 相传《大学》为曾参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子思是孔子 的孙子，他们和孔子、孟子合称四子，是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在很长的时 间里，《大学》、《中庸》并未单独成书，朱熹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一书，增加了注解，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生的教材。元代从《四书》中摘出考题并以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开了考"四书义"的先河 ；明代以 八股取士，尊程朱理学，朱元璋更把《四书》定为士子的考试用书，试题都从这里出。 于是，《四书》的地位凌驾于所有典籍之上，"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 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1 页）。

梁启超的这番话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 年），他五十二岁的时候。然而，梁维 清选择《四书》作为梁启超幼年发蒙的读物，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当时的 梁家，也找不到更多的可读之书。梁启超曾经写到他幼年的读书经历，除了四五岁 时在祖父及母亲膝下读"四子书诗经"外，"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 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 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 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5 ～ 16页）。由此看来，梁维清给幼年的梁启超讲授《四书》，恐怕还是因为这是他当时最 方便得到的书，也是他曾经读过的书。但也不排除他有希望孙子求仕进、求功名的 心理，他只考中过秀才，儿子连秀才也没考中，他希望孙子能给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 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梁维清不完全是个读书人，梁家 也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他要求孙子读书，固然有步步高升，光耀门庭的考虑， 但也不排除他寄希望于孙子，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培养自身的道德情操，进而经世致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应该是梁维清为梁启超讲授《四书》的另一层含义。很显然，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社会责任、仁爱之心，都少不了这层底色。他在《变法通议》中就曾讲到读经的两个方面，不仅揭露了"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 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5 页）；同时又指出，祸首只是制艺，即科举考试，不能让《四书》代为受过。虽说读的都 是《四书》，但不同的人从中得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人看到的只是考试的题目 和制艺的材料 ；有人则热衷于故纸堆中的笺注校勘 ；还有人洁身自爱，将其作为自 身道德修养的门径 ；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微言大义和先王之志。读书的境界有 高低，由此也可见一斑。他甚至感叹 ："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耳，否则， 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同上，18 页）事实果然如此，在科举考试、经义取士 被废除之后，还有几人用心读《四书》这样的经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