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祭文中，梁启超还讲到父亲在家庭伦理方面的表率作用。梁启超的祖父 晚年多病，作为儿子，梁宝瑛在病床前侍奉父亲近二十年。梁维清去世时七十四岁， 他的大儿子已先他四十年去世，二儿子先他去世也有十六年，他从六十五岁以后更 是卧床不起，全靠梁启超的父亲和母亲日夜侍奉在身边。母亲去世以后，最后几年， 就是父亲一人承担起侍奉祖父的责任，吃喝拉撒都是他一个人打理，甚至不让其他 子侄动手。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梁宝瑛以他的孝心和孝行，改变了世俗成见。 在此期间，他还要操心子侄们的学业，不使病床上的祖父挂心。对于两位寡嫂，他也谨遵儒家的教诲，恭恭敬敬地侍奉到老 ；她们留下的三个孩子，他更视如亲子。 他在道德、为人方面的言传身教，对于年少的梁启超来说，犹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

梁启超的母亲赵夫人家世不详，只知道她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她在娘 家一定是读过一些书的，嫁到梁家以后，也以知书达理，谨守家规，品性贤孝而受 到公婆的喜爱。梁启超说，他最初识字，就是母亲教的。他还说，母亲喜欢吟诵唐诗， 估计从小没少教他"春眠不觉晓"或"床前明月光"之类。母亲不仅教他和兄弟们 读书识字，乡里一些姑嫂姐妹也常到梁家跟她识字，学做针线。茶坑村一带流传着 这样的佳话 ：人们只要得知某个女子跟赵夫人识过字，学过针线活，那么不必访问， 这个女子的德行、品性一定受到大家的称赞，婚事也就比较顺利。总之，她的为人在乡里是传为美谈的。她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梁启超是长子。 她是在第四个儿子出生时，难产去世的。

赵夫人对梁启超都有过哪些教育，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载已不是很多，最著名的 还是梁启超自己所述六岁时挨打一事。据梁启超讲，他在六岁的时候，记不得因为 什么，说了谎话。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母亲本来是 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的母亲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她命 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9 ～ 20 页）。

她警告伏在膝下的这个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和乞丐。赵夫人自有她 的道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说谎，一定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该做的事 没有做好。这本来已经错了，如果自己不知道错，还情有可原，改正起来也不难。 但说谎则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就跟盗贼一样，天下万恶，都由此而产生。说谎 的人总会被人发觉，最终就很难取信于人。人无信不立，到头来就会一事无成，落得当乞丐的下场。这一番教诲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痛 悔不已，写成文章，教育后人。

很显然，梁家的家教，从梁维清到梁宝瑛，再到赵夫人，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 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更强调立志和做人，这是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点 甚至压倒了传统社会要求于学子的"学而优则仕"。尽管梁启超不满十岁就随叔伯 兄长一起参加过省城的科举考试，并在不满十二岁时考取了秀才，还在十七岁那年 考取了举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前途远大。但综合其一生的经历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这似乎又是微不足道的，并非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假设他的科举仕途不是很顺利， 那么，他的祖父、父母也不会给他很大的压力，他很可能和其祖父、父亲一样，退居乡间，服务乡里，继承他们家"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这也正是宋、明以来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精神特质-内圣而外王，特别强调道德的修养和精神的陶冶，把"义理"和"名节"视为立身的根本。梁家不 是巨绅大儒，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家学渊源，但他们受到岭南学风的影响比较多，又有多年来自耕自种所养成的勤俭、务实、淳朴、进取的品质，体现在孩子的早期教 育上，也就很自觉地把道德修养和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科举要考，官也要做，但那只是更好地服务社会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梁启超曾经讲到他的父亲："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 ；济物之道在 随所遇以为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7 页）他这里所说的"淑身"，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而"济物之道"的"随所遇以为施"，就是要根据具 体情况而尽力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