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九个性情各异、生长环境又完全不同的子女，梁启超如何实行其教育主张？ 他的为父之道，又有哪些是常人所不及的呢？他在写给孩子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 点，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 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际遇-梁启超家书》，157 页）这是一种博大的爱， 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他的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 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 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 快的一件事。"（同上，54 页）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 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同上，115 页）他在世期间，成家的孩子只有思顺和思成，两个孩子的婚事都是他"包办"的， 对此他颇为有些自得，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为之一。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 思忠、思庄都在国外，或工作，或读书，这些孩子没有不盼着他来信的，常常是两 三个礼拜接不到他的信，就撅嘴抱怨。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也成了他的最大快乐和享受。

应该说，父母爱其子女本是天经地义的，它来自人的天性，过去讲舐犊之情，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爱通常容易异化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溺爱，孩子想怎样 就怎样，要星星不给月亮，培养出来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废物 ；另一种是棍棒之下出 孝子，恨铁不成钢，又有"打是疼，骂是爱"的说法。问题在于，用棍棒教育孩子，有成才的，也有不成才的，甚至有变得很邪恶的。近代以来，中国总是挨打，贫弱 的原因一直深挖到家庭内部，以为传统的父子关系限制了孩子的发育和成长，鼓吹 儿子造老子的反。于是，百余年来，弑父之声不绝，家教传统断裂，造成很恶劣的 影响。也有呼吁老子自觉的，要求做老子的先行解放了儿子，给儿子以自由。当时 就有人表示怀疑，"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林琴南译：《孝友镜》之《译余小识》，引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注 14，《鲁迅全集》第一卷，142 页）搞得很热闹，怎么不见国家强大起来呢？

可见，不是这样简单。过去我们读鲁迅，得到过一种认识，以为父子关系是讲不得孝道，也讲不得养育之恩的。一讲，就没有爱了，就是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 就是重权利而轻责任、轻义务，就是利害关系、交换关系，就是"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这种认识的流行，其目的自然是要解放子女的精神和身体，造就一 代新人，却也很容易变成放任和纵容。如果说传统的溺爱是在物质方面不加限制地 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那么，这种标榜幼者本位、解放孩子的新式溺爱，则表现为 在精神方面，在道德教育、人格培养方面主动放弃责任。特别是"进化论"的流行， 使得很多人相信，"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 该是命令者"。（同上，136 页）这样的教育，新的一代或能成为独立、自由的人， 却也容易变成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缺少社会情怀、人文情怀的人。为了孩子 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曾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时至今日，做父母的恐怕很少有人是不肯理解和解放自己儿女的，但如何 指导他们，"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 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同上），却是个老大的难题。由于"弑父"在先，文化传统被割裂，精神道德信仰陷入虚无，父母在孩子 面前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即教育子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完全归结为孩子的逆反心 理是不对的，是社会在推卸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父母作为人生第一个老师的 资格自然是形同虚设，全部让渡给只重知识教育的所谓幼教（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家教传统既失，学校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放弃了人格培养的目标，于是， 所谓"幼者本位"发展到今天，便只剩下了子女对生活的享受，对权利的要求，没有人告诉他们、指导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怎样为社会和家人尽自己的 力量，怎样报答父母和社会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