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勇者不惧"呢？他认为需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件叫做 心地光明，恰如俗语所说 ：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他说 ："一个人要 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页）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曾经两次公开表示与老师康有为的分歧。 第一次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在海外掀起的"尊孔保教"运动 ；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1917 年张勋 复辟期间，梁启超助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他先为段祺瑞起草了《讨张勋复辟通电》，意犹未尽，又于次日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他的 老师康有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这样。袁氏在戊戌政变中有告密之嫌，六君子因 此被杀，康、梁也因此流亡海外十几年，可谓势不两立的仇人。但辛亥革命以后，从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梁启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然而，1915 年，袁世凯 恢复帝制，梁启超则抱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 并发起"讨袁护国"运动。

诸如此类，给外人一种"善变"、"屡变"的印象。同盟会干才、辛亥革命元勋， 自号石叟的谭人凤就说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 良两均丧尽"（《石叟牌词》，2 页）。对此，梁启超从不辩驳，他的学生有个说法："盖梁本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但大事不糊涂， 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追忆梁启超》，54 页）

在这件事上，郑振铎说得最为透彻，他自问 ："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 ； 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 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恐怕没有，于是他说 ："梁任公 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 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同上，87 页）在他看来，梁启超"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 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 遗少同科了 ；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 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 ；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 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同上，88 ～ 89 页）这是梁启超始终不变的，也是 他一直教育儿女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随便别人怎样看你，随便遭遇怎样的环境，"都有我的事 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际遇-梁启超家书》，50 页）

第二件，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他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诱惑，而人又 极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如果真的让"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了。他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故意在吓唬谁，而是真的相信，"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所以， 他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 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 页）他也以此教育孩子，他曾多次与思 顺谈到："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17 页）

民国之后，有几年梁启超是在政府做过官的，也曾有过薪俸，但观其一生，主要还是靠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对思顺说，"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但也不会发大财。他当然有发财的机会，"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 欲尔"。（同上，215 ～ 216 页）为什么不欲呢？自然是不肯贬损自己，使自己没了 尊严。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诸君 ："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为一个人。"（《饮冰 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 页）他也常常以此教育孩子。很显然，他在性情、 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 ；他的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的浇灌，终于结出了硕果，九个子女人人成才， 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也给后人留下 了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