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仓皇出逃，东渡日本。 危难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频频写信给夫人李端蕙。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 梁启超说道，老师康有为已到日本，他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家人都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稍安定。听说夫人临危不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 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梁启超年谱长编》，166 页）。一番赞扬之后，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夫人。他担心，遭此剧变，父母的心里一定很焦灼，很忧虑，他又不在身边，只能靠夫人代他尽儿子的职责，尽可能地给父 母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说 ："卿此时且不必归宁，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 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 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同上，167 页）在这封信中，他还为妻兄李端棻 因受其牵连而远配新疆表示不安和愧疚，担心此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险。

在十月六日给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托付给爱妻 ："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 而已。"（同上，167 页）一周之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释不能马上接 家眷来日本的原因，讲了三个理由 ："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 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 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 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 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 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同上，168 页）直到来年的春季，这件 事仍不能最终确定下来。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又一次致信李端蕙，讲到曾经准备 接她到日本来，"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为教习，故吾 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但忽然接到康老师的书信，要他赶赴美洲动员华侨加入保 皇会，所以，只好将接家眷之事再一次暂缓推迟。不过，这一次梁启超似乎并未成 行。结果，到了秋天，梁启超突然接到妻子来信，说她们已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 启程前往东京，来与他团聚了。十月的一天，梁宝瑛等人乘坐的客轮停靠在长崎港， 在此等候多时的梁启超，终于看到李端蕙抱着女儿思顺，和父亲一起走上码头，全家人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在日本十四年，梁启超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过几次迁徙，但最终还是因华侨朋友的慷慨资助，住进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全家因此有了安居之所。此地面对大海，背靠山林，海涛与松涛齐鸣，犹如奏响了一曲雄浑的交响，梁启超爱 其环境的优雅别致，称它为"双涛园"。这时，梁家的生活虽不富裕，甚至有些捉 襟见肘，但却是幸福和睦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使他在颠沛流离中感受到天伦 之乐的来之不易。据说，李端蕙是个比较严肃的人，甚至性情有点乖戾。她主持家 政，"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9 页）。梁思成在多年之 后还说到母亲的严厉 ："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新会梁氏 ：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5 页）他还说到李夫人对佣人也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这样看来，这位李夫人的 确很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