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对梁启超"所极不忘者独圣明之主"绝不能接受。他是坚信"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的，在他看来，"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即使所谓圣明 之主如光绪皇帝这样的人，也和普通人的情感是一样的，他真的能把满洲已经享有 的一切都放弃，让汉人享用吗？也许他没有满汉不同的偏见，但五百万满洲人能答 应他吗？"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 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所以他说 ："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 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桀（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 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 ；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 隐爱于此一人，何也？"对于梁启超所批评的国民的劣根性，以及官吏的腐败和愚 昧，他竟认为，不过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意思就是说，他们对 满洲都不是真心，"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 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他甚至把束身自好， 优游卒岁，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统统看作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以为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有点以"仇满"、"排满"、"逐满"为是非了。按照 他的设想，满洲人应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东胡大抵，旷荡鲜人，水草犹多，牧马犹殖，使夫五百万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总总而居，亦犹是满洲之旧俗也"。他以为，这样对待满洲人，已经"至公至仁"了，即使真像当年满洲人对待汉人那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合于九世复仇之义，夫谁得而非之"？对于梁启超 所说的君主立宪，他认为，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是做不到的。因为，要对权力进行 限制，就必须要有国会和议院，"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但当今 中国的民权在哪里呢？而且，当国民拥有民权之时，为什么还要尊光绪为皇帝呢？（《正仇满论》，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94 ～ 99 页）

梁启超没有对章太炎的《正仇满论》作出回应。事实上，梁启超虽然也谈保皇，但自流亡海外以来，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停留在保皇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十月， 何擎一将梁启超数年所作文章汇编为《饮冰室文集》，这是梁启超的著作第一次结 集出版，他在《自序》中说 ："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每 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294 页） 而此时他的思想正日趋激烈。那时，他不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也鼓吹排满， 他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 ："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 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 《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同上，298 页）不过，就梁启超而言，当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太复杂了。大约两年前，他与孙中山的合 作意向，由于康有为的反对而被迫终止，双方不再往来。这时，章太炎在东京举办 支那亡国纪念会，聘请梁启超、孙中山为赞成人，梁启超先是复书赞成的，数日之 后，又致函章太炎，表示自己支持他的举动，但不必具名，希望将他的赞成人名义 取消，就是考虑到康有为的感受。他在这一年的四月写信给康有为，还说："至民主、 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 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 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同上，286 页）

梁启超说的是实话。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左右为难。在经历了 戊戌政变，六君子蒙难，庚子勤王失败之后，梁启超对清政府已经非常失望。光绪 二十八年（1902 年）初，慈禧和光绪一行返回北京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变法维新的 诚意和决心，而是更加让人失望。这年一月，奉行两百多年的满汉通婚的禁令宣告 废除，梁启超写了《似此遂足以破种界乎》，他在其中写道 ："今则外忧日迫，民智 日开，政府窃窃然忧汉满水火，终酿大患，颇思所以调和之策，顷乃以懿旨诏互相 通婚，其用心良善。"但是，"满汉之沟绝数百年矣，其俗不相习，其性不相同，虽日下一诏以敦迫之，吾知其不过一纸空文耳"。他又说 ："政府若真欲除汉满之界也， 则当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实利实益示之，虽无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虽通 何益？"（1902 年 2 月《新民丛报》第 2 号，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79 页）

但是，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态度颇不以为然，他当时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 讨论革命自立等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这两封信以《南海先 生最近政见书》为题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16 号，章太炎看到后，当即慷慨陈词， 写下了名噪一时的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 为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苏报》上发表，巧的是，第二天， 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逮 捕。邹容闻之，激于义愤，亦主动投案。章太炎的被捕最初也许不是由于这篇文章， 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叙事中却被认为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