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争取路权的斗争中，杨度也一直冲在前头。他不仅带头请愿，发表了《粤汉铁路议》一文，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 收回路权，由官绅筹款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他还以总代表身份回国，向王闿运 讨教，督促张之洞负起责任。据说，梁启超在争回粤汉铁路一案中为《新民丛报》 和《时报》写了大量文章，其新闻素材就来自杨度收集的电报稿。罗普在《任公轶 事》中写道 ："任公向杨晳子度觅得全案电稿，一一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 以促国人之注意，故卒能达其收回自办之目的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37 页）

经过民间的不懈努力和官方的一再妥协，1905 年 8 月 29 日，中国最终以 675万美元的代价赎回了粤汉铁路的建路权。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与杨度配合得可谓 相当默契。他们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志同道合，一个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一个高唱《湖南少年歌》，"是二人者，均当时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亦佳庐小 品》，74 页）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谈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说 ："东京中最同志而最 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 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 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梁启超年谱长编》，369 ～ 370 页）深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流行这样一个传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八月，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派载 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终日养尊处优的官僚贵胄， 如果是出访游玩，摆谱享乐，他们倒也内行，无师自通。据说端方就从欧洲带回一 台电影放映机，在其府中试演，忽然汽锅炸裂，震伤数人，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 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却是要考察西方各国的宪政。这些人连宪政究竟是什么都搞不 清楚，外文更一窍不通，如何考察呢？回来后又如何向皇上交差呢？这很让他们感 到为难。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湖南人，叫熊希龄，是杨度和梁启超的好朋友。当年梁 启超在湖南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他曾任学堂的总理。这时，他建议请一位精通宪政的人，捉刀代笔，撰写宪政考察报告。那么，这个精通宪政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他说："我国精通宪政的人才，只有两个：一是梁启超，一是杨度。他俩目前都在日本。 梁启超是朝廷的罪人，不能找，不如去找杨度，请他代写。"（《从保皇派到秘密党 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29 页）五大臣接受了他的建议，派他到日本找杨度。于是， 杨度拉上梁启超一起做枪手。

此事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日俄战争停止后，清朝亲贵中一些人也附会风气，标榜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梁启超年谱长编》，353页）那时，梁启超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此事即使进行，一定也是非常机密的，他们之间一定另有联络的渠道，只是那些来往的信札，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了。不过，在梁启超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