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 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公前周间所惠书，今日始得见，亦此之由。 所示秘事，闻之甚喜，惟在内任此事之人，因前此曾与一二它省人共事， 颇蒙损害，故非彼稳知者，不欲共焉。今当以书与彼，得彼许可，乃能定也。 又顷欲俟彼出洋者，复命后消息如何乃图之，故得彼复书后，亦正不迟也。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 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 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 以请教。）顷新归百事积阁，须以一礼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现在未能约 公来谈，届时当相约也。（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寄返。）（同上，353 页）

1929 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这封信 上写了一段跋注 ：

此函系乙巳年（1905 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 某大臣所作之考察宪政之奏议也。所请余告秘事者，即当日某督有奏请立 宪及赦党人之秘奏也。（同上，354 页）

这里所说的某督、某大臣，很可能就是端方。但徐佛苏显然把时间记错了。由于五大臣启程之际，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火车站扔了炸弹，使得考察推迟到这一 年的十一月十一日（12 月 7 日），人员则去掉徐世昌与绍英，增加了尚其亨和李盛铎。 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五大臣考察结束，"分两批回到北京"。（同上，364 页）熊希龄 四月二十二日（5 月 15 日）先行回到上海，闰四月十一日（6 月 2 日）前后，他以"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的名义赴日，六月初五日（7 月 25 日）回到上海，在日本停留 近五十天。这时，戴鸿慈和端方已于四天前，即六月初一日（7 月 21 日）抵达上海 等他。熊希龄与梁启超见面，请他代拟奏章，应该就在这段时间内，梁启超所说在 海上秘密写作二十余日，应该也是这段时间。

熊希龄回到上海，带来了梁启超代拟的奏章，六月十四日（8 月 3 日），戴鸿慈 与端方便启程北上回京，并于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1、12 日）接连上书朝廷， 介绍西方各国宪法，请求尽快实行立宪。七月初九日（8 月 28 日），清政府召开御 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七月十三日（9 月 1日）上谕 ："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政，取决公论， 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 于黎庶。"所以，清政府下诏宣示"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于是又声称，改革"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 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 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 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并且"视进步之 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同上，364 ～ 365 页）尽管这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姿态，且非常有限，但仍然极大地鼓舞了梁启超，他按捺不住由衷的喜悦，在致蒋观云的信 中指出 ："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同上）在这里，梁启超也许显得有 些着急，或者显得过于乐观，但流亡海外七八年，天天盼、夜夜想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他认为，随着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中国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实 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过渡，如何将立宪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 他很清楚，立宪不是仅凭"一纸法文之所可致"的，即使把宪法写在纸上，也未必 能使我国民真正沐浴到"宪政之泽"。而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更不是一件可以一 蹴而就的事情。他预感到，要推动清政府把"预备立宪"进行下去，早日确定立宪 之期限，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重重阻力，要做的事情很多，而这正是他责无旁贷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