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七日（8 月 5 日），梁启超致信蒋智由、徐佛苏和黄与之，再次提到了 杨度的复信，并寄给他们一阅。不过，此时双方已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国内政 治形势的发展也不允许他们再拖延下去。七月中旬，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 编查馆 ；八月十三日（9 月 20 日），清政府又颁发了设立资政院的上谕 ；九月十三 日（10 月 19 日），清政府颁发设立谘议局的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务必在省会筹设谘 议局，并预筹各府县的议事会。这些在梁启超看来肯定都是好消息，他急于作出反 应。既然当国者已经承诺预备立宪，那么，政闻社的成立也就应和了当日中国时势 的必要。为此，他作了《政闻社宣言书》一文，来说明政闻社成立之必然性和必要性。 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其一，今日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是改造政府，"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 国之图矣 ；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 ；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钜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

其二，国民对于专制、腐败之政治不满意，亦不肯默认，总要寻找机会表达，但是， 往往"苦于无可以正式表示之途，或私忧窃叹，对于二三同志，互吐其胸臆，或于 报纸上，以个人之资格，发为言论，谓其非一种之意思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 也以个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表示之也以空论，未尝示决心以期其实行。此种方式之表示，虽谓其未尝表示焉可也。然则正式之表示当若何？曰，必当有团体焉， 以为表示之机关"。这就是说，国民要想使自己的意思之表达引起专制政府的重视， 进而贯彻实行，就必须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的国民人数越多，意思之表达的分量就 越重。于是他说 ："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 ； 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 之机关，而形迹几等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 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其三，立宪政治就是国民政治，所以，国民政治素质的高低，是立宪的关键。 要提高国民素质，"其第一着，当使国民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 ；其第二着， 当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其第三着，当使国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 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夫国民必备此三种资格，然后立宪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设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 妄也，但高谈立宪，而于国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那么，国民政治素质 如何提高，这件事由谁来做呢？"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 "则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由此言之，政闻社可谓责任重大。

他进一步提出政闻社四大任务 ：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以上均引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20 ～ 27 页）

九月十一日（10 月 17 日），政闻社正式宣告成立，其机关刊物《政论》也随之 创刊，并召开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他们还邀请了日本维新元勋大隈重 信、板垣退助两位伯爵，以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 等人参会，并在会上发 表演说。按说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热烈的场面，与会者超过千人，但其中却有革命 青年张继、陶成章等数十人在会场发难，"入场狂呼，几至互殴"。（《梁启超年谱长编》，417 页）徐佛苏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 ："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 询敌派扰乱情形，并云政治集会结社是经警署特许者，警署即有保护之责，如甲派 人开会而乙派人闯入毁物殴人，是违反警律及刑律，本署故特派人来会场调查实情， 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同上，第 418 页）但是，梁启超却不希望中国人 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在异国打官司，让人家看笑话，他让会友向警方说明，只是会中 同人发生了一点争论，不是他党袭击，也没有毁物殴人，请他们不要介意此事。日本警察便退走了。"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