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以后，杨度一直还做着"帝师"的梦。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请他就 任教育总长，他竟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推辞不就，一口拒绝。此后，他组织宪法 研究会，出任参政院参政，并怂恿王闿运先生来京担任国史馆馆长，后来，王闿运 南归，杨度遂以副馆长代理馆长之事。1915 年，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拿给梁启超看，被梁启超一通好骂。李肖聃对此事有很生动的记载，他说：

帝制议兴，杨著《君宪救国论》，议戴袁世凯为皇帝，持以告梁，谓 君若反对帝制，势必出亡，使国受损，于事无补。梁言吾于亡命有经验， 逊词拒之，杨乃拂衣而去。梁旋作书致杨云 ："政见虽殊，交情不改。昔 贤芳躅，吾岂敢忘？"著文论国体问题凡数千言，登之上海《中华杂志》。 复走云南，赞蔡锷起兵讨袁。袁败，梁请惩罪魁，梁、杨交情始裂。及梁 疾病，杨思往候与诀，所亲尼而止。（《星庐笔记》，5 页）

关于这件事，梁启超的记述略有不同。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写道，杨度 秉承袁世凯之意，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发起组织筹安会，自任 理事长，为袁鼓吹帝制。梁启超作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写成以后，尚未发表，袁世凯已有所闻，他托人以二十万现大洋收买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梁启超 婉言谢之，并且将文章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 ： 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 ：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 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25 页）。

不过，李肖聃也不是外人，他与杨度是老乡，世居湖南长沙县，光绪三十年（1904 年）留学日本，辛亥年 (1911 年 ) 归国。1913 年，梁启超任司法部部长，请李肖聃 担任秘书，他有时还为梁启超代笔。他的大女儿李淑一，与毛泽东多有交往，毛有《答李淑一》一词，脍炙人口。所以，他对梁启超和杨度的看法，应该说，大体不错 ：

杨以文章自负，谓此事不外说理、论事、言情，说理之文，吾不如雷 道亨 ；言情之作，吾不如梁卓如 ；至于论事，则挟贾、晁廉悍之气，驱苏、 王明辨之词，吾于诸贤，未能多让。故杨之挽梁云："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犹以文言也。然梁自谢政以后，往来南北，多所著书。虽未能精思极意， 上掩古人，然闳才通识，海内同称，其九牧大名，非虚致也。杨自中年不好读书，晚年欲修国史，《失地》一篇，已十余万言。又遁情禅悦，以自消遣。 卒以饮醇近妇，自陨其生。盖杨之才气，较大于梁 ；而梁之博览古今，非 杨所及也。吾以文字获事二公。于梁有挽词，而杨为作家传。（《星庐笔记》，5 ～ 6 页）

章太炎谈到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认为关键在于"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 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并以"虎禅师"之名写了不少论佛 的杂文和偈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