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倒袁、排袁为确有其事，杨度只是利用了这一点，在袁面前稍事挑拨，以此来阻遏政闻社的发展。陈景仁被革职一事发生后，梁启超致信蒋智由，还说到幕后的一些情形："昨日雪舫（侯延爽）又有一书来，言慈宫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同上，469 页）然而，真实情况不 会这样简单。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陈景仁电奏的全文，但透过将他革职的上谕，还能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 ：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 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 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 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 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 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 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 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钦此。（同上，468 页）

由此可见，清政府查禁政闻社，主要还是担心其背后有康梁在运筹，欲借国 内预备立宪的机会，图谋不轨。陈景仁的电奏只是给清政府提供了一个下手的机会 和借口而已。十七日上谕发布不久，政闻社有《通告全体社员》一书，发表于七月 二十六日《申报》，其中就讲到 ："向例，惟有专折奏事权者，乃能电奏。今陈君一 法部主事，何以谕中称为电奏？本社及海内外学界、商界，以电报请愿于政府者， 非止一次，何以陈君此电独能上尘天听？"（同上，470 页）其实，在陈景仁电奏之前， 政闻社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给宪政编查馆发过一封电报，请求限期三年召集国会， 并未得到直接的回应。但此时北京的形势已有所不同，预备立宪公会所发动的各省 国会请愿代表，正齐聚北京。而康有为又发动海外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向清政府 上请愿书，提出九项要求，其中有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尽裁阉宦、尽除满汉之名 籍而定名曰中华、营新都于江南以宅中图大等四条，都是清政府最忌讳的事。清政府的立宪，本来就是摆样子的，并非真心，这时更担心局面失控。所以，政闻社恰 好被拿来开刀，杀一儆百。《申报》七月二十八日的报道中就曾写道 ："某中堂谓中 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 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同上，472 ～ 473 页）

然而，查禁政闻社，恰恰暴露了清政府无意立宪的真实意图。当时颇具影响的 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指出 ："盖满洲守旧党皆谓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 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外洋华侨请 愿书为鄂督所封。以上两事皆足阻中国革新之举。目下政学绅商已无敢再述及立宪 二字，即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江各省公派入京之代表，亦均拟束装会省。 据此以观，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社员， 不过借端而已。"（见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梁启超年谱长编》，473 页）

这是看得很清楚的，可谓旁观者清。政闻社被迫解散之后，梁启超并没有消沉， 除了养晦以待时机，他更多地以个人身份，通过撰写文章对国内的立宪运动以及国 会请愿给予指导。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和志愿 ：

政治生活，此时固无从下手，然谓竟抛弃之，则非惟于义有所不安， 即于势亦有所不可。十年来，以虚誉忝负一部分人民之望，社会之恩我不 为不厚，此身惟有奉献之于政治界耳。若外界之阻力，则纡曲其途以达之可， 时机之未熟，在养晦以待之可也。若夫舍此不治，则此外更有何道以为吾 报国之地耶。（《梁启超年谱长编》，473 ～ 474 页）

这一年的十月，光绪、慈禧先后去世。不久，袁世凯被逐，只有杨度等很少几 人到火车站送行。袁世凯走后，杨度亦请假回乡。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似乎到此为止， 合也好，争也好，不复再有往来。但宣统二年，杨度忽然自上一折，奏请清政府赦 免并起用梁启超，他在其中谈到与梁启超的交往 ："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 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 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 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 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 臣子不忠之戒。"（同上，527 页）这也是一番肝胆肺腑之言。可惜摄政王载沣没有 采纳他的建议，他的奏折被留中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