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梁启超最初并不为所动。据十月初六日《申报》载，他致电袁世凯，恳请辞去法律副大臣一职，并建议“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同上，563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或者可以避免分裂之祸。同一天，他又致信罗瘿公，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职的理由以及准备与袁合作的设想。其中写道：

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袁世凯），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

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当今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

他还说：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此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同上，569570页）

梁启超所说不无道理，对于一个试图以言论影响舆论，转移国民心理的人来说，必须与政府断绝关系，确保其独立之身份，才能保证言论的客观公正性，并具有说服力。他最初的理想仍是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希望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此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国体、政体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联邦国体的问题呢？梁启超说：“我国之大一统，逾二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27页）但武昌起义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于是，有人提出以组织联邦国的方式实现新的统一。他讥笑有这种想法的人，“手段毋乃太迂曲”—绕的弯子太大了，本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分割成若干小国，再联合成一个大国，这么做意义何在？而且他说：“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也。”（同上，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