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固然属于旧立宪派，甚至可以说，他是旧立宪派的精神领袖，但他的朋友中既有旧立宪派，也有属于旧官僚派以及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打算，故对联合袁世凯及梁启超回国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徐勤、麦孟华等也对梁的下一步计划有种种意见。当时，主张联袁的人有很多，但其中多数人不主张梁启超马上回国，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书信往来与联络，主要通过罗瘿公、蓝公武、汤觉顿、范源濂以及梁士诒等人转交或转述。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他在信中说，袁世凯有仰助康、梁二位先生之意，“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他还说：“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他于十一月初又致信梁启超，报告袁世凯及南方革命党的情况。他说：“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他告诉梁启超：“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同上，579～580页）

蓝公武，字志先，江苏省吴江县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他与张君劢、黄远庸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他们都是梁启超安排在北京的耳目，南北双方有什么情况，他们会很快向梁启超汇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位罗瘿公。他与梁启超有同门之谊，民国后做过总统府秘书、参议和顾问，有机会接触袁世凯。最初，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就由他传递信息，他也是较早主张与袁世凯合作的人。十月三日他致信梁启超，首先报告与袁世凯接洽的情况，然后才谈到时局，谈到南北和议，外人干涉的情形。十月初六日，梁启超复信罗瘿公，请他向袁世凯陈述自己不能回国就职的理由，以及向袁世凯提出的几点建议。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再次致信梁启超，讲到袁世凯入京后如何迫使满人交出军权，迫使载沣退位，以及他对君主、民主的态度，他还提到：“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过了两天，罗瘿公又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信中说到和议的情况，已从武汉移至上海，并且加派杨度为参赞，范静生也被邀同行。他还提到汪精卫的态度，也是主张南北和平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作了不少努力，已经引起上海各报对他的攻击。他还说，南方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的人，都是老朋友，据他们来信介绍，“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晳子谓项城仍（疑为乃）可为拿破仑云”。而且，据报纸所言，唐绍仪亦力主共和。信中还谈到办报一事，梁士诒说，梁启超是主张君主立宪最有力的人，如果由梁启超主持创办一张报纸，一定可以扭转舆论。他的意思是请袁世凯出资，办一家机关报。对于此事，罗瘿公的态度是“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同上，577～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