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二日，南北和议正陷入僵局，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电商，而孙中山的介入让双方几乎决裂，似乎非有一战不可。罗瘿公去信谈到办报之事，说明还要与梁士诒细商，并提醒他此时千万不要去上海，“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断无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入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谓公有所计画，必以守定老策为主，若一离公位，危险立见，是非百出，故万无动理也”。到了清帝退位之前，即十二月九日和十八日，罗瘿公两次致信梁启超，详细报告了袁世凯这边的情况，“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同上，589页）此时的袁世凯，周旋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清政府之间，他这边把清政府作为筹码，向南方临时政府要求最大利益；那边又以南方革命党威胁清政府，迫使它交出权力，而他又不想担一个欺负孤儿寡母的恶名，所以，他的行为就显得很不光明磊落。他还谈到清王室的情况：“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载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铁良）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疑为昨日），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餂之耶。”（同上，589～590页）

这段时间，国内形势日夕万变，纷乱复杂，梁启超一时也难有决断。他在十一二月间曾有过两次回国的打算，最终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海外的同志都主张他早日回国，积极进取。他们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同上，593页）

海外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等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同上，594页）

然而，这种空言大话于实际一点帮助也没有。

在这方面，吴贯因（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倒是看得很清楚。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东渡日本求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遂成为要好的朋友。听说梁启超有回国的打算，他马上写信劝其审慎从事。他首先谈到以什么名义回国的问题，提倡“义声”固然很好，但现在以什么为“义声”呢？附和民主共和之说？他认为“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仍标榜君主立宪？他也觉得不妥，一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再以此号召国民，就有些说不通了。他说：“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士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他还特别讲到清政府滥杀无辜：“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言之。”（同上，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