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六七月间，罗瘿公连续两次致信梁启超，却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说明当时这些人之间，关系是相当微妙和复杂的。他开门见山就说：“近日党争极烈，朝暮变更，所谓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党之道德太薄，各怀利己之私，不独同盟会为然也。”（同上，641页）这时，似乎有一种在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组织第三党的主张，并且准备拥戴梁启超为党魁。提出这个主张的，主要就是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的人。他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人所共知，但他们与统一党、共和党的关系却不很融洽，合并之事，久议不决，因此才有组织第三党的打算。但他们的组织都很小，人不多，“思自立一帜，而无以为之招”（同上，643页），于是想拉梁启超作为他们的旗帜、招牌，“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村旛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同上，641页）。罗瘿公告诉梁启超，徐佛苏不仅不赞成组织第三党，还嘱咐他提醒梁：“第三党党魁之说，渠殊不谓然，嘱公勿遽高兴。”（同上，642页）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梁启超可能会陷入两面作战之中，不仅“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同上，643页）但他很清楚：“公之与讨论会关系，既断不能脱，渠等责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势又万无公自立一党之理，惟有始终坚持超然耳。”（同上，644页）他所说的超然，其实就是“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同上，642页）

实际上，民国初年的党争，争信仰，争精神，争纲领的很少，比较多的还是争人事，争权力，争地位，争势力，围绕梁启超的或归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迟，人们争吵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党争之一斑。梁启超深陷其中，感觉自然是不很受用。但也不乏朋友的真情，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浙江绍兴的周善培，他自称，“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梁启超去世后，他写文章追念，“我再想找一个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没有了”。（《追忆梁启超》，149～162页）周善培以眼光长远著称，据说，梁启超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民国元年（1912年）四五月间，他数次致信梁启超，为他出谋划策。他在五月二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还说：“公归亦我所赞，顷所歧者，则公主北，而我主沪。”（《梁启超年谱长编》，636页）他的意思是反对梁与袁世凯合作。由于六月二日是他母亲寿辰，他要回去为母亲祝寿，于是约好六月四日到日本与梁启超面谈，同行还有他的老师—以文章、学问著称的赵尧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

壬子（1912年，周善培终生不用民国年号）二月，我由四川到上海；五月，汤觉顿奉任公（梁启超）之命，到上海征求我的意见，说：“袁世凯请任公到北京，任公决定要去了”，并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想此事太大，由觉顿转达是无用的。这时候，赵尧生师也在上海，我立刻去请教他，说：“任公是万不能去的，但非我当面去说不清楚。我想明天就到日本去。”赵先生说：“任公曾经寄给我很多诗，请我替他改订，我也替他改订了不少，他都能虚心接受。我也想去见见此人。”于是，我就买了票。第二天，就同赵先生同船到了横滨，立刻到任公家里，从午前九时谈到十二时。我提出：“对德宗（光绪）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任公也辩论了几句，最后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说清楚。”赵先生说：“南海先生也主张你去吗？”任公说：“我不必多说，你们见了南海先生自然明白。”这时，南海先生住在武子，距东京只有三十分钟火车。午后二时，我就同赵先生到了武子。不但我对南海表示一种敬意，赵先生起初也是极尊敬他的，想不到谈到七点钟，我同他反复辩论不知多少，他竟坚决主张任公要去。在他家里吃了晚饭，我还同他辩论，而最后一班到横滨的火车要开了，赵先生也劝我说：“朋友交情尽到为止，再说下去就要妨害交情，不是我们的来意了，我们走吧。”回横滨旅馆住了一夜，次晨，任公到旅馆来，我对他说：“这一次，你的命运交给南海先生了。我们既是朋友，以后总有志同道合的机会。我要陪赵先生到东京箱根和西京游览几天，就由神户上船，少受几天风浪，不再到横滨看你了。”这样，我们就分手了。游了几天，就回到上海。赵先生九月就回四川去了，临行，还对我说：“任公是可爱的朋友，现在已到了身败名裂的时候，你还得想法救他。”任公到了北京，就做起司法总长来，我从此同他既不见面，也不通信了。（《追忆梁启超》，151～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