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到了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各方面呼吁梁启超归国的声音更多起来，不仅朋友间的意见渐趋一致，昔日的敌对阵营中也有人通电敦请他归国。五月二十八日，当年在日本对梁启超大打出手的老同盟会员张继，就联合刘揆一发出通电：“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梁启超年谱长编》，644页）官方反应也很积极。六月十七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大总统及参议院，“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同上，645～646页）昔日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也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欢迎梁启超回国，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与响应。八月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也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实现了成立第三党的愿望。于是，梁启超终以九月末由神户乘日本大信丸号启程归国，结束了历时十三年的流亡生活。

梁启超归国，可谓极一时之盛。各党各派、政府民间、各行各界，都派出代表来天津迎接，仿佛英雄凯旋一般。按照预定行程，大信丸号将于十月初五日抵达大沽口，但由于梁女令娴发电报时错将五日写作三日，故先期由北京赶赴天津的欢迎队伍在初二那天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大街小巷的客栈也搞得人满为患，“自初二日各人麕集，客邸俱满”。（同上，651页）其中既有袁大总统派来的代表，也有参议院、内阁的代表，还有报界、学界、政府各部门，以及军队的代表，民主党本部及各支部都派了代表和党员前来，共和党也派了张謇为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以稳健著称的黄兴参加。这个庞大的欢迎队伍，有天津本地人，更多的人则来自北京。六日下午二时，大家聚集码头，迎候梁启超登岸。但由于海上风大，邮船无法靠岸，虽然都督府派出小火轮，驶出大沽口，准备接引梁启超，但仍未成功。大家只得扫兴而归，当天便有数十人因盘费用尽而回京。张謇、黄兴也因为要赶在十日那天回湖北参加开国纪念活动，故只好于七日先行离津赴鄂。梁启超在舟中困守了三天，直到八日才弃舟登岸，到达天津。

梁启超在天津住了十几天，这些天，梁启超家里“无一刻断宾客”。仅前三天，“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同上）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欢迎宴和演说会，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也来凑热闹，又是请他入党，又是请他做理事。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向政府要求，任命他为新校长。此时此刻，他得到了一种万人瞩目的满足：“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同上，653页）在这种种热闹的背后，梁启超积极策划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可以在议会和国民党抗衡的大党。十月十一日，他给女儿令娴写了到达天津后的第一封信，信中也流露出一种轻浮的满足感：“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项城颇盼速往，吾约以两旬后或竟俟新党成立后乃往，亦未可知。”（同上，651页）

此事最初进行得似乎很顺利，梁启超也很乐观，“连日两党议合并大略就绪，吾准二十日入京”。进京前，总统府为迎接他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最初曾打算以军警公所为行馆招待梁启超，就因为听他偶然说起，曾国藩、李鸿章进京都住贤良寺，袁世凯马上派人将贤良寺收拾妥当。对袁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罢了，梁却大为感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同上，653页）不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同志认为，梁启超住在贤良寺仍有不妥，在他们看来，梁既“以个人资格受社会欢迎，不宜受政府特别招待，以授人口实，故别借一宅，以作寓所”。（同上，655页）

到京以后，应酬自然就更多了。“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一次演说会，一次午餐会），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国学会政治研究会）、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有时甚至一天四场演说，“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麕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此时，他正在兴头上，尽管一再抱怨应酬之苦，但这种被人簇拥的感觉，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他对女儿言道：“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在女儿面前，他竟有些飘飘然了，自我感觉甚好。他继续言道：“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孙中山、黄兴曾于1912年8月来京，与袁世凯会谈）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丈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陶醉之憨态，可见一斑。不过，他的积极活动和演说，的确鼓舞了旧立宪派的士气，“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同上，65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