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党终于过了一把组阁的瘾，但随后问题便接踵而来。袁世凯急于要当正式总统，但宪法尚未制定，何来总统选举？本来，按照梁启超的打算，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是不成问题的，但仍须遵守正当的程序，总要先制定宪法，待宪法制定后，再依照宪法上的总统选举法来选举正式总统。梁启超甚至希望，通过制定一部完美的宪法，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旧势力，逐渐引导走上宪政的轨道。这也是他为进步党制定的大政方针。但是，制宪需要时间，而实际情况是，宪法还未制定，关于制宪的程序和立法的权限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如果一定要先有宪法，后选总统的话，那么，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仅袁世凯等不及，事实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等不及。8月5日，黎元洪联合各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国会，要求国会从速完成总统选举和制定宪法，成立一个强健稳定的政府。他们担心，如果临时政府的期限无限延长，很可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也难以消除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心理也是喜治不喜乱，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够使中国摆脱战乱、贫弱的局面。这个人似乎非袁世凯莫属。特别是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袁世凯的权力接近于顶峰。梁启超也满心希望，开明的袁世凯在集中权力之后，能带领国家走上建设的轨道。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仿佛就在眼前。于是，梁启超不惜放弃先前的主张，支持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针对国内外舆论的质疑，他专门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寻找理由。他说：

法律者事势之产物也，未闻能以法律产出事势者也。与事势不相应之法律，虽强为形式的规定，而不久必缘事势所要求所驱迫，从而废之变之。即未废未变，亦决不能发生效力，寖成殭（僵）石而已。不必徵诸远，但观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而可见也。推原当时立法者之意，其求适应于当时事势之要求者半，其凭主观的理想欲恃法律条文以矫遏事势者亦半，当时勾心斗角以争辩于一条一句一字之间，以为将来一切政象，皆为此区区数十条之所支配，曾几何时，事势渐变，该约法虽俨然尚存，然其中一大部分与事势不相应者，既成为殭（僵）石，未几且为事势所要求所驱迫，弃置而更新之矣。是故，离事势而言法律，迂儒之谈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势，尤妄人之见也。（同上，57页）

道理不妨这样讲，但事实上，却更像是理念对事势的屈从，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于是谈到了刚刚颁布的大总统选举法：

我国今度所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亦我国现时事势所产出也。其最显著之事势，为立法时所据以作前提者亦有二端：一曰我国现在国中无所谓政党，即有之而其能力殊不足以举政治，故美国当改选大总统时，常由各党推荐候补者，其人数亦二三，而选举机关则专对于此二三人以投票，中国政党既不堪此任，故只得由现大总统任此烦劳。二曰我国现在恃军队以维持国本，而非全国军队素所敬爱之人，不能节制军队，故嬗代之际，不得不由其所最爱者指定其所次敬爱者，以定分而息争。此皆中国现时事势之所要求也。（同上，59页）

这就是说，除了袁世凯，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理由就是他手里掌握着军队，而且，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指挥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势力已从北方扩展到南方。这时，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早已没有悬念，尽管他在选举当天照常上演了一幕军警强迫议会代表投票的闹剧。10月10日，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开国国庆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特别选择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这也许可以视为袁世凯向共和政体的一次示威和挑战。梁启超还期待着完成总统选举之后制定宪法呢，而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却已经不打算再和议会周旋了，更不希望以一部宪法来约束自己的权力。10月16日，袁世凯要求众议院“增修约法”，取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同时，他还向国会提出，宪法须经大总统公布才能有效。10月24日，他让国务院派出八名委员前往国会，参加制宪会议，却遭到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拒绝。10月25日，恼羞成怒的袁世凯指责国会专制，公开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要他们逐条研究《天坛宪法草案》（因宪法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祈年殿，故称“天坛宪法”），并在五日内逐条电复。29日，直隶都督冯国璋致电国会，谴责宪法草案实行“议会专制”。30日，江苏都督张勋亦领衔通电，直接指责国民党破坏宪法，破坏三权分立原则，指控国民党犯了内乱罪，请大总统速发命令，将该党本支部一律解散。于是，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长、旅长等纷纷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撤销宪法草案，解散起草委员会。11月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于是，袁世凯抢在宪法会议投票之前，以暴力对待国会。11月4日，袁世凯借口查获李烈钧和江西籍国会议员徐秀钧的往来密电，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证书，共有460多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致使两院议员所剩不到半数，被迫停会。袁世凯的这项命令，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内务总长朱启钤是副署了的。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再经熊希龄和全体内阁成员副署，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给资遣散。至此，梁启超幻想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议会舞台已被袁世凯完全拆毁，进路已绝，但他并未完全绝望，还希望能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后一搏。2月12日，随着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及财政总长职务，梁启超也于2月20日正式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却又接受了袁世凯为他安排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真假共和》下册，235～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