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以什么来报答这个国家呢？他一再地问自己，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个“莫大之天职”，就是去做国民教育，使人人明白，人何以为人，国民何以为国民。如果国民不能觉悟，愚昧无知，盲目轻信，“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同上，54页），政治建设依然无望。于是，这一年的冬天，他真就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而且，很快就有了《欧洲战役史论》问世。新年到来的时候，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中华》杂志，特聘他为总撰述，他欣然接受，还为其策划了规模庞大的“时局小丛书”，第一集便开列十个选题。这期间他作了不少诗，并于4月末返粤省亲，为父亲祝寿。看起来，他似乎正在回到那个久违了的“著述时代”。

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恰在这个时候，欧战爆发了。日本一直梦想着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它看到西方列强陷入混战之中，无暇东顾，野心突然膨胀起来，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强行要求对华的控制权。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竟准备接受日本的条件，出卖国家主权。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梁这个敏于感情的人，不可能困守于书斋。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这更加重了梁启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他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

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1915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生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同上，143页）

但在南下省亲之前，他反复权衡，还是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提醒他“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劝他回心转意，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荒唐事。在这里，梁启超不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设身处地为袁的身前身后打算，把利害关系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他告诉袁世凯：“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同上，2～3页）他甚至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规劝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同上，3～4页）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京发起筹安会，大规模开展请愿及劝进活动，鼓动变更国体，恢复帝制，推举袁世凯做皇帝。8月22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汤觉顿）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年谱长编》，720～721页）他在信中提到的文章，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吴贯因见过这篇文章的原稿，他在《丙辰从军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余何为而将随梁任公入广西起义，言及此则不能不溯其由来。先是乙卯七月（1915年8月）京师筹安会发生，无何请愿变更国体，及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耻之，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行将发表。余时在京师，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发表于京、沪各报，此为梁任公公开反对袁氏之始。”（同上，7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