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后，梁启超一度放弃了他对立宪、对民权的诉求，转而呼吁国权，呼吁专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解释道：

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自中外大小独立官署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遯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同上，90～91页）

梁启超是雄辩的，他从各个角度一一驳斥了筹安会诸君关于立宪非行君主制不可的陈词滥调，告诫他们，如果真想实行立宪，不必拥戴什么皇帝，只要把新约法放在眼里，就是国家百姓之福了。他说：

自辛亥（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同上，95页）

这种情形也让一心很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一筹莫展，他想借助袁世凯的势力以造成立宪事实的理想，实际上是落空了。现在袁氏竟要以立宪为借口而恢复帝制，他担心袁氏此举将使中国陷入革命的循环往复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最后，他强调指出：

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徵诸学理有然，徵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彫（凋）敝汲汲顾影之时，竭力栽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轻重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中之断丧所损失云何能量。（同上，97～98页）

他在这里所表达的对于革命的担忧和恐惧，成为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最大误解和扭曲；而当代学人的倡言告别革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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