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都不知道，奥利弗。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你比这儿任何人知道的都多。”

为什么他要用乏味的信心喊话来回应我近乎悲惨的语调？

“但愿你知道，我对真正重要的事有多么无知。”

我拔足涉水，想办法既不溺水、也不安全游过，只是留在当场，因为这里就是真相所在的位置——尽管我无法坦承，甚至给予暗示，但我发誓真相就在我们身边，就像我们聊起刚刚游泳时弄丢了项链那样：我知道项链就在水里。但愿他知道，但愿他知道我正在给他一切机会，盼望能将二和二加在一起，然后得出一个无限大的数字。

如果他明白，他必定早已起疑；如果他起疑，他必定曾经处于相同的立场，从平行小路的另一头，以冰冷、带着敌意、玻璃眼般犀利且无所不知的眼光观察过我。

他一定想到了点什么——天晓得是什么。或许他不想露出太惊讶的神色。

“什么重要的事？”

他在装傻吗？

“你明明知道。到了这一步，就属你最该知道。”

一阵沉默。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一切？”

“因为我认为你该知道。”

“因为你认为我该知道。”他慢慢复述我的话，试着了解这几个字的完整意义，同时又理出头绪，借着重复这句话来拖延时间。我知道，铁烧得正灼热。

我脱口而出：“因为我希望你知道。因为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别人可说。”

终于，我说出来了。

我说的够清楚吗？

我正准备岔开话题，谈点海况或明天的天气，聊聊父亲每年此时总是承诺要驾船去E城，真不知道是否可行。

但是多亏他，他不肯就这么放过我。

“你知道你说了什么吗？”

这次我望着海，用一种空茫又疲倦的声调说——这是我最后的掩饰、最后的伪装、最后的逃避，“知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一点也没误会。我只是不太擅长说话。不过你大可再也不跟我说话。”

“等等。我没有误解你的话吗？”

“没有。”既然秘密已经脱口，我大可摆出从容不迫、略为恼怒的态度，就像被警察制服的重犯，向一个又一个警察，一遍又一遍地交代自己如何抢劫商店。

“在这里等我，我得上楼去拿些文件。别走开。”

我用信任的微笑看着他。

“你很清楚我不会走开。”

如果这不算又一次的表白，那什么才算？

我边等边牵着我们的脚踏车走向战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一战期间B城死于皮亚韦战役的年轻人所建。意大利每座小城都有类似的纪念碑。两辆小公交停在附近，让旅客下车——是一群上了点年纪的妇女，从邻村进城来购物。小广场周围有几个老人，身穿单调、陈旧、暗淡的西装，坐在摇摇欲坠、干草编织椅背的小椅子或公园板凳上。我怀疑这里有多少人还记得葬身皮亚韦河的年轻人，年过八十的人才可能见过这些战士，少说也要年近百岁才可能比当时上战场的年轻人年长，年届一百，无疑早学会了克服失落和忧伤的方法——或者这些感情总要纠缠下去，至死方休？年届一百，兄弟姐妹忘了，儿子忘了，爱人忘了，没人记得任何事。连身心交瘁的人也忘了要记住。父母早已故去。还有谁会记得吗？

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的子孙会知道我今天在这座小广场上说的话吗？会有任何人知道吗？或者这段对话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希望如此。他们会知道，小广场上的这一天，正是他们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吗？这个念头让我忍俊不禁，让我得以保持必要的距离来面对这一天剩余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