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着回家轻松又惬意。我常常走后街，为的是路过一家小杂货店。我有时会在那里买上三个硕大的土豆和三个鸡蛋。回到家，我削掉土豆皮，把土豆切成大块大块的，再把它们丢进滚热的油里。咝咝的油炸声越来越响，好玩极了。接下去拿出油煎平底锅。三个煎鸡蛋。我小心翼翼地切掉蛋白部分扔了。这总是招来外婆在胸前画十字。“想想多浪费啊。”她会说。

杂食做好了，盛在妈妈的一个放布丁的盒子里，顶上是蛋黄。再来一茶匙盐为圣宴锦上添花。端着战利品回到自己房间，我就坐在床上，轻轻划破蛋黄。哦，那金黄的液体流淌在食物上，光彩夺目。接下去的十五分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任何打扰。

到了冬天，餐厅和客厅的窗台上积满了雪，用来捏雪球再结实不过了。但雪球若要击中目标，就得冒着被路人发现的危险。我琢磨了一阵子，又用物理器械试验了几回，发现可以从爸爸的五斗柜抽屉里拿来那面镜子：把它塞进上面的窗框里，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头，反射使得街上的动静一目了然。也就是说，我用不着把脑袋实实在在地伸出窗外，就能观察动静，但谁也看不到我。

理想的靶子是双层巴士，因为它的车厢漂亮又暖和，通体干净，在白色的积雪中显得分外耀眼。车子只有底窗开着，瞄准了，冰弹就能不偏不倚恰好落在车顶的中央，就像鼓手用鼓槌敲击一面金属鼓一样砸在上面。声音很响，那可怜的司机老以为撞着什么东西了。击中的那一刻，我就关上窗，躺到地板上，通过上面的镜子注视窗外的一切。

希拉里长笛课成了每个星期的梦魇。每天我不间断地练习四个钟头，但似乎怎么也达不到满意的效果。深秋的一天，在去上课的路上，我试图重温自己当初拿着庞杜斯的长笛吹出第一个音时的那份惊喜，还有吹奏时曾有的那份轻松。我渴望找回那最初的毫不费力的感觉。

想着想着，就到了莫里斯先生的房间，我重燃起决心，准备吹出个完美的降 B调来。我尽量站出最好的姿势，胳膊抬到正确的角度，小心地把长笛轻轻地放在嘴唇中央。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自己的肺前后左右都胀鼓鼓的，对好吹口，准备运舌吐气。

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我的舌头完全卡住了，屋里一片可怕的寂静。 “要不要再试一次，希拉里？”他用一种相当干脆的语气问道。

我吐了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仍然没有声音，我的舌头就是不肯动起来。

我吓坏了，呆呆地望着莫里斯先生因为我连这么简单的事也完不成而越来越恼火。我拼命忍住绝望的泪水，试了又试，但仍旧吹不出来。这阴沉的一堂课结束的时候，相信他同我一样如释重负。

好在家就在附近，我知道自己可以逃回去，独自抚平伤口。上楼时，我听见从我房里传出了最动听的旋律：门半开着，杰姬和妈妈正在演奏勃拉姆斯，意兴盎然地。我顿时瘫了下来，一个劲儿地哭。她们是在天堂里唱歌的天使，而我却被放逐到了地狱。

到了音乐学院第一个学期末，我只能勉强吹出 F大调的一个八音，但吹出来的声音活像是从伤风的鼻子发出来的。我一向最在行的事如今却难倒了我，我感觉彻底地失落了。杰姬将与欧内斯特?里德高级交响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合作演出埃尔加协奏曲，妈妈觉得让我在演出中担任首席长笛一定不错。通过达尔克罗兹课的关系，她同欧内斯特?里德很熟，他同意我这回加入乐队。尽管已有演出 “禁令 ”在先，但妈妈还是劝我参加，认为我吹出更高的音肯定没问题。乐队原来的首席长笛是个名叫詹姆士?高尔韦的小伙子，但他乐意在这次演出中退居次席。

当首席长笛，而且是与杰姬合作，这不禁让我受宠若惊，只是在排练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出奇地紧张。第二乐章里长笛有一段短短的独奏，声音高扬于其他乐器之上。虽然谈不上特别困难，但轮到我时，我居然吹不出来。

欧内斯特?里德让乐队停下来，又来了一遍。我还是吹不成调子。我的自信心大挫，心在狂跳。我又试了第三次，可手指头还是不听使唤，以前可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欧内斯特?里德终于对我失去了耐心：

“希拉里，你吹不了，”他说，“詹姆士，还是你上吧。”

我无地自容，窘得说不出话来。我同詹姆士换了位子。

那天的经历证实了我先前所想的：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爸妈经人介绍认识了库伊德一家，这家人是忠实的艺术支持者，正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们的父母才决定让杰姬继续进修。1959年 1月，也就是杰姬十四岁生日前夕，她开始到位于哈莱街的皇后学院上课。妈妈仍然接送，尽管哈莱街就在附近。但杰姬已经不喜欢这样了。

我继续同我的长笛课较劲，但是当学院要我吹支曲子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演奏了。当初，杰姬和我都是从训练认识颜色、形状和动作起步的，我的目标就是用声音把讲故事的那种乐趣表达出来。如今，勉强要我在几个老大不情愿的学生面前来一段午餐演奏，我一门心思想的就是长笛的位置、气流的角度，还有吹口。过去我喜欢在人面前表演，但现在我讨厌了。我感到紧张，看上去也紧张兮兮，吹得一塌糊涂。我觉得孤单极了。我叫妈妈别来，我知道她一定会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