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百态

相比传统媒体，网络传媒的环境更为自由宽松，因此就赋予了“草根”群体更多的话语权和发挥空间，而这一群体正是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对于社会上新发生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更有发言权。源于网络的社会解读，往往敢于揭露社会真实，不歌功颂德、不粉饰太平、大胆直白、毫不避讳，常还带着特有的调侃风格。如今，来自网络的声音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并开始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反作用。期间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起，但总体仍不失为映照社会现实的一面明镜、透视社会百态的一个窗口。

1 社会热点

【山寨】

词义：意为以抄袭、模仿等手段对正规一线产品的外观、功能进行克隆和仿造，并以远低于正规产品的价格由非正规渠道进行销售的产品。可以说是生产领域的“盗版”现象。“山寨产品”多见于IT数码领域，如手机等。而随着这一词汇的逐渐流行，其所指涉的也从产品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成了民间以恶搞方式调侃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代名词，如“山寨明星”、“山寨红楼”、“山寨百家讲坛”乃至“山寨春晚”等。可以说“山寨”早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考源：“山寨”一词，源自香港。当地称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厂房为“山寨厂”，因为此类作坊多位于香港的木屋区，即依山构筑的平民聚集区，“山寨”之名便由此而来。而山寨厂出品的商品也被戏称为“山寨货”。之后这一词语随着改革开放而流行于广东等地，泛指小规模工厂。随着广东逐渐成为主要的电子元器件及数码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基地，便有人在满足大厂的外包订单之余，利用剩余零件及制模来做一些“私活”，这便是“山寨机”的原型了。之后，“山寨产品”便逐渐成了对那些不具备知识产权、生产销售也尽量规避法律途径的产品的统称。指涉逐渐脱离原先的电子产品领域，成为“仿冒”、“模仿”的最新表达方式。教育部公布的2008年359个新词之中，以“山寨”开头的，有“山寨文化”、“山寨版”、“山寨明星”、“山寨风”等12个。2008年底，“山寨”一词出现在央视新闻报道中，开始进入主流媒体视野，山寨现象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辨析：对于“山寨产品”，人们的感情是有些复杂的。一方面，这种行为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对相关法律的违反，不够光明正大；另一方面，它却以低廉的价格满足了那些消费能力有限的消费者对电子产品等价格较为高端的产品的消费欲望。从经济角度看，山寨产品的出现是我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产能过剩而产业链又欠完整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过剩的产能无法通过产品品牌塑造、研发创新等形式往产业链的高附加值段转移，于是只能以“山寨”的形式寻求低端市场的消化。但这一举措确实满足了低端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它完成了对那些垄断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引导消费潮流，并以此令消费者为品牌效应买单获取暴利的大厂的“劫富济贫”。这种精神恰恰和“草根阶层”的反精英反主流思想类似，所以“山寨”一词得以被借用到对主流价值观的“恶搞”文化之中。然而，“山寨”打倒了知识产权，却没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保护机制。山寨产品彼此抄袭创意、恶性竞争，以次充好等现象屡见不鲜，使得这一行业无法建立长期有效的经营机制，对产业链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如何将“山寨”导入正途，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是我国在产业转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雷同词：克隆、D版、盗版

【血汗工厂】

词义：指国际知名品牌坐落在发展中国家的代工工厂，多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初级设备的加工组装等。由于核心技术等均掌握在国际大公司手中，此类工厂位于产业链的低端，只能分得产品利润的小部分。因此其职工也往往面临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福利待遇欠缺等一系列问题。

考源：代工厂模式源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分工理念下催生出来的OEM概念。所谓OEM，即“Original Equipment/Entrusted Manufacture”的缩写，译为“原产地委托加工”，简称“代工”。这种模式下，品牌掌握者不直接生产商品，而是利用掌握的核心技术负责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并掌控销售渠道，而具体的加工任务则通过合同委托此类产品的制造商进行，再由品牌商低价买断产品后贴牌销售。这类制造商被称为OEM厂商或“代工厂”。由于产品的多数利润属于品牌所有者，剩余利润的多数还被代工厂主所获得，一般工人辛辛苦苦只能赚点血汗钱，因此这类代工厂被称为“血汗工厂”。其多坐落于生产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2006年6月，英国《星期日邮报》披露苹果Ipod的代工厂，台湾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在深圳雇佣的女工，每天工作15小时，月薪却只有300多元，引起国内媒体舆论关注。富士康也成为了“血汗工厂”的直接冠名对象。

辨析：代工工厂和“血汗工厂”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然而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劳动力状况下，这种加工贸易背景下的“代工模式”却有着演变为“血汗工厂”的必然性。其背后凸显的是国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只能游走于产业链底端的窘迫，以及在劳动力过剩的环境下，企业对职工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漠视。对于品牌厂商来说，生产外包节约了制造成本和固定资产投入，提高了产品利润。然而，产品来自“血汗工厂”的指责也一样会损害其品牌信誉。多年前耐克就曾因越南血汗工厂事件而让自己的品牌严重受损，并促使其进一步严格化自己的代工政策。在中国，“血汗工厂”背后浮现的劳工权益保障问题已经十分迫切，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的合力。对此，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永远以牺牲底层劳工的权益为代价，中国也不应永远为世界打工。

【仇富】

词义：顾名思义就是“仇视富人”，主要指倾向于质疑、否定某些富人阶层或个体，认为其致富手段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演变为对这一阶层本身的仇视心态。这在当今中国社会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

考源：30年的改革开放，在发展了中国经济的同时，也令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由于相关机制的不完善和法律的欠缺，许多“暴富”的发迹者是通过非正大光明的手段，比如权力寻租、恶意上市圈钱、套取银行贷款、爆炒房地产等来积累财富。对这种“为富不仁”的直观认识，加之一些富人在获取财富后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作风，使得普通民众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和社会不公感，也为“仇富”心态提供了充足的土壤。2009年，在美国任教的学者薛涌出版了《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一书，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一次大胆地诠释。

辨析：“仇富”对于个人来说，容易造成心理扭曲和价值观失衡，不应提倡。但是如果这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那就绝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了。毕竟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上每个人都学老庄淡泊名利，都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面对依靠“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暴富的贪官奸商，面对压榨农民工血汗的黑心老板，面对强制拆迁、手段卑劣的恶霸，谁人不仇、谁人不恨？因此，仇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产生的根源，反映出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富悬殊的扩大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在对待仇富心态时，除了防止其泛化趋势外，也应该认识到，只有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才能令“勤劳致富”不沦为空洞的口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消弭“仇富”心态。

【炫富】

词义：教育部公布的2006年度171个新词之一。通常指自以为富有者在网络等媒体上以夸张的方式来炫耀自己的奢侈生活，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满足感的方式。

考源：“炫富”现象何时最早出现于网络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这并非是个别现象。比如，2006年因在网上发表“月薪3000元以下都是下等人”言论而被网友讨伐的“雅阁女”；炫耀自己的奔驰车和豪宅的“奔驰女”；天涯上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牛帖”的“北纬67度3分”与“易烨卿”两网民的“比富”论战，以及模仿周润发电影用大把人民币点烟的自拍等，均是“炫富”的具体例子。此种行为也催生出诸如“雅阁女”、“奔驰女”、“乖囧猫”等一批“网络红人”。

辨析：“炫富”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西晋时期就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记载。不过，在之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掌握财富的商人阶层被置于“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底端。因此在国人的价值观里，仰慕的更多是“权贵”而非“富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出现，而金钱对于其拥有者社会地位的提升作用日益明显，“拜金主义”的价值取向也甚嚣尘上。不过，多数富人依旧秉承“不露富”的宗旨，至少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财富。让“炫富”成为一种现象的，首先是网络环境，因为在网络上的虚拟感和距离感使得炫耀者在不必担心人身安全受威胁的前提下享受向众人展示自己“炫耀性消费”，博得艳羡（或是嫉妒及咒骂，对炫耀者来说无区别），并享受因金钱而带来的社会地位提升感和满足感。其次，“炫富”者年龄均不大，即可归为“富二代”，由于财富并非自己打拼得来，他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与父辈相比，少了份谨慎而多了份随意。财富成了其体现自我优越感的手段，“雅阁女”更是将财富视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这种“炫耀”的言行本身就是青少年好胜心态的体现。此外，许多人也质疑那些“炫富”者的真实身份，认为其不是实际并不富裕的“崇富”者，就是“穷得只剩下钱”的暴发户。所以，“炫富”行为除了短暂给自己带来满足感外，只会令自己陷入舆论孤立。在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富人阶层如何适应自己的社会地位，却仍是一个问题。

雷同词：崇富、比富

相关词：富二代、雅阁女、奔驰女、周易大战

【愤青】

词义：“愤怒青年”的简称，一般泛指对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并趋向于用激烈的语言和行动表达自己看法的青年群体。虽然“愤青”所反对的对象以及提倡的思想多种多样，但其几乎一致的共同点就是均宣称自己是为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着想，这是其与同样“愤世嫉俗”的犬儒相区别的一点。也正因此，“愤青”常被等同为“极端民族主义者”。

考源：“愤怒青年”英文为“Angry young man”，原是指英国的一派思想激进的作家。至于其是何时传入中国则说法不一。但大致可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才逐渐在话语圈中普及。互联网的出现，给这一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思想的绝佳平台。而改革开放后，人们视野的放开和中国在国际上所遭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则提供了足够集中的焦点关注。于是，诸多网络论坛BBS上都出现了“爱国主义”的“愤青”大战“崇洋媚外”的“汉奸”的景观，以至于“愤青”号称都成为了一个网络专有词汇。另一方面，一些“愤青”在争论时往往言辞过于激烈，动辄对对方进行道德批判乃至人身攻击，因此也被蔑称为“粪青”。

辨析：“愤青”可以反日、反美、反对政府，但绝不反华。因此，将“愤青”视为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也并非全为偏颇。愤青的出现，也恰能说明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回顾历史，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遭受列强瓜分的清朝末年，是国人为了不被亡国灭种而凝聚民族向心力而进行的精神宣誓。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战，中国终于迎来了独立与解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无疑是民族主义的胜利。然而，建国后的中国在经历了颠簸的政治旅途和意识形态斗争导致的与外界的封闭后，当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时，人们蓦然发现，原来“赶英超美”、“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强国之梦”依旧只是一个梦而已。中国与世界的落差依旧那么巨大，经济的落后更是令人震惊。打击之下，有些人全盘投向了西方，决定用先进的“蔚蓝海洋文明”来代替落后的“黄土内陆文明”。他们仰慕西方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文化观念，并以留学乃至移居外国为自己的目标。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身处社会中下层的人士，尤其是青年人，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彻底放弃自身的定位，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抚平内心的挫折感和自卑感。自从打开国门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所遭遇的一系列不利事件更使他们产生了外部危机感，并生出“同仇敌忾”之心。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民族主义自然破土而出，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宣泄渠道以及新的精神信仰。这些人的特征十分明显：政治上要求国家外交更为独立、强硬，努力恢复大国地位，甚至主张武力收复台湾；经济上反对外国资本的过多介入，视之为“资本侵略”，抵制外国商品，尤其是日本商品；文化上，对西方流行文化的蔓延不满，力图重振传统文化；历史上，缅怀往日的“汉唐雄风”，“大一统帝国”，并以此作为现实政治的指导。客观来看，“愤青”有追求进步、敢于质疑不良现象的勇气和关心国家民族未来的热情，但夸张极端的思想表达形式和过分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也体现了其思想的不成熟。如何能够进一步提高自己对国家、民族、文化的理解，并给理性思考留下余地而不是始终诉诸感情宣泄，是“愤青”们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