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要内容是：

1.全国的盐池、盐井全部由国家管理，隶属度支，在产盐地的山、海、井、灶设置盐司盐院，由政府官吏实行专卖。

2.原有盐户或自愿从事产盐者，由政府登记批准后，免除徭役，被定为产盐的“亭户”，隶属盐铁使管理，严禁私自煮盐及运销，违者以法律治罪。

3.出售时，由政府专营，“斗加时价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可谓尽榷天下盐，全面实行官管、官收、官卖的专卖政策。从开元至天宝，食盐每斗十文，而此加价为一百一十文，即增加了十倍。但加价榷利后，盐利全部归政府所得。因而，每年仅盐利收入就达六十万缗。唐王朝此时北方已无财赋来源，江淮田赋又征收不足，在平定祸乱、军需急迫的情况下，政府尽得盐利，对于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无独有偶，历代王朝在经历财政困难之时，最快捷的聚敛钱财之法不外乎是增加税赋和征收盐铁商税，第五琦创建的榷盐法，以济军需，以利国计，比增加赋税更易于取效，对唐王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和权宜之计。

毕竟第五琦创革的榷盐法是战争经济的催生物，随着唐经济逐渐恢复，已慢慢显出许多弊端。在他之后唐代财相刘晏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盐法整顿，使盐利成为唐王朝最主要的国库收入。

刘晏首先将食盐官营专卖制改为官收商销的间接专卖制。第五琦的榷盐法基本上效法西汉的食盐专卖，是推向全国，实施统一的官产、官运、官销的直接专卖制。官府产运销，官商一体，权钱不分，严重窒息了商业的流通发展。刘晏要恢复贞观盛世，就要“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这才能实现“渐近贞观、永徽之盛”。

要实现百货杂集，得保证它的充足，百货最重要的当数粮米，然后就是食盐。这时盐的管理已官僚化，盐被政府全包，从产出到运输再到营销，这样一来势必还要设立各式机构来管理，以致于产生一支庞大的盐官团队，办事效率低下，开支却很巨大，入不敷出的后果只能是再次提高盐价，但盐价提高后，国库的银子却没有增长还是分派到日益增加的盐官人员手中。盐价不断上升导致百姓购买力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少吃再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