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在北大非常用功，他先是读的北大预科，他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北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注重外文，所有科目既不与北大本科课程相衔接，反而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以能看外文原著、能听外语讲课为基本要求。功课紧，纪律严，在某些方面胜过本科。我在北大几年确是很用功，看了些原文哲学史、哲学通论和各国当代哲学。”

何思源是贫寒子弟，他是在老师的资助下走到北大的。他的精神底子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懈怠，他没有那些纨绔子弟的嗜好和银子，鲁西南的淳朴成就了他，使他远离不良习气，只是把心思放在求知上。为了砥砺自己的志气，抵御外面的诱惑，何思源像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在自己的宿舍写了两个条幅。一曰“大行，君子自强不息”，一曰“必忠必信，有为有守”。何思源身上的豪爽和正直、仗义执言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同学推举他做了学生班长。

何思源做了班长，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老师和同学，特别是与蔡元培和鲁西南同乡傅斯年的感情特别深。何思源说“我在北大预科3年，本科1年，预科第三年时我是学生班长，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图书馆长李大钊等人接触较多。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