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一直以学生刊物的面目出现。《新潮发刊旨趣书》给自己的定义是：“《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新潮》发起者的设想，是用这份杂志“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这样可以养成“自别于一般社会”的学校风气，最终达到通过大学的思潮去影响社会的目的——“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

傅斯年、罗家伦、何思源为这份刊物规定的“四大责任”，更是处处以《新青年》为榜样，又时时注意自己学生刊物的特色。除要“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和谈论社会“因革之方”外，《新潮》的责任还包括“鼓动学术之兴趣”和“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前面两种责任，实际就是《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社会改良”。后面两种，才是《新潮》的独到之处。两者读者定位的差别，正如李小峰所说：“《新青年》的读者偏重在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新潮》的对象，主要是小青年、中学生。”

正因为自我定位为“学生刊物”，《新潮》就可以为自己塑造了一种“放言无忌”的形象，《新潮发刊旨趣书》里的这段话简直是在预先堵批评者的嘴：

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径途，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