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引起最大争议的文字，是对旧家庭旧伦理的猛烈批判，一卷一号上傅斯年的《万恶之原》，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善”是定要跟着“个性”来的，所以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然则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我答道中国的家庭！

傅斯年的理由是“中国家庭从小便极力摧残人的个性”，“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的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傅斯年用了他一贯的颇为偏激的口气声称：“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为了摆脱这种“万恶之源”，傅斯年不惜号召读者“须领会得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紧接着，休学在家的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在一卷二号上发表《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将中国家庭没有改革的原因应归结为三：（一）名分主义；（二）习俗主义；（三）运命主义，这都导致旧家庭里没有“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尊重人我自由的范围”，以尊卑代是非，以名分代爱情，“将他的精神重重的剥削，使天真的趣味日渐减少”。在顾颉刚的笔下，旧家庭“极像一座‘古庙’”：境况佳些，这古庙是个“观音殿”，面貌是很慈祥和蔼；境况恶些，这古庙是个“阎罗殿”，景象是凶暴苛酷。他们的面目虽然不同，却有一件是很相同的，即是：无论如何总不能发生意识，和我们的精神感情有个交互联络的地方，做有商有量的共同生活。所以人住在里边就是做了同神象最有关系的“庙祝”，也不过烧香、点烛、开门、闭户，那种很惨淡无聊的生活。

顾颉刚的态度与傅斯年的不同，他不只是指出旧家庭的弊端，唤起民众的注意，他更痛恨中国以前的学者对于“家庭”抱有“秘密主义”，“刻了几百万块的板子，做了几千万万字的文章，竟全然考不出他们的实况”，所以等到二卷五号上重续这篇文章时，顾颉刚表示要“研究中国家族制度”，希望《新潮》的诸君代为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