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完全同意人力资本积累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方面的重要性，但我也相信，真正区分现代经济增长和传统经济增长的是：在商业实践和发展中融入创新的方式和速度。18世纪开始，一些国家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外生性创新，转变为依靠科学和实验的内生性创新。这种转变加快了技术创新、结构转型与收入增长（Landes, 1969; Lin, 1995）。

这个发现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为了从技术创新的新机制当中获益，发达国家需要投资于研究，发明新的技术和产品，并投资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提高又进一步加强了其科学家进行研发的能力，并使得该国劳动者能够将新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

为了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产业所释放出来的潜力，发达国家也必须不断改善其制度，从而为新发明和新基础设施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激励，以降低交易成本，并将其生产能力维持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由于工业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往往在有着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它们所需要的各类“硬件”基础设施（电力、通信、公路和港口设施等）和“软件”基础设施（监管和法律框架、文化价值体系等），必须适应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全球市场的远距离、大规模交易。

随着这些国家继续在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的产业阶梯上攀登，因为资本设备的不可分割性，它们也扩大了生产规模。它们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大，因而需要更大的市场。而这又需要电力、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相应变化。随着企业到达全球的技术前沿，它们越来越需要创造自己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因而也就面临更多的技术突破和市场对新产品的接受度的不确定性风险。随着公司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风险性质的变化，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需求也相应改变。如果该国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同步改善，产业升级将是低效的甚至止步不前。[1]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坦率地说是更加容易。它们在利用技术选择、产业和制度进行创新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它们可以简单地从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模仿或引进使用现有的技术、产业和制度。如果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与私营企业一道，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政策框架，允许私营企业发挥其潜力，并赶上发达经济体，这样的国家将享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创新速度和增长速度。

[1] 金融领域是这一独特的动态机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在经济中具有主导地位，金融体系主要由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和大银行组成，它们在动员/配置金融资源、分担风险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上更有效率。相比之下，劳动力密集型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结构应该是由小型地方性银行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