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随着基于旧结构主义教导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战略在很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思潮，这一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无不对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理性预期革命出现并驳斥了政府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理论基础。

当遵循旧结构主义范式的拉美国家在1982年面临债务危机时，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一些可以无限获得外国资本的国家无法清偿其债务。危机发生前，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正因占世界相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Cardoso and Helwege, 1995）。这次危机促使一些多边借贷机构以及双边借贷者（尤其是美国）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并提出一整套因循新古典范式的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1990）。

旧结构主义的支持者当时的感受就如同19世纪美国工程师阿尔弗雷德?霍特在一次工程师协会的会议上所说的：“任何在不知所措时可能出错的事，迟早都会出错。”这听起来像是著名的墨菲定律的翻版。最后，在20世纪80 年代末期，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为“历史的终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宣告了旧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终结。这一重大事件似乎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政府干预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者的对阵中获得完全胜利。当时，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几乎注定要失败，因为干预不仅使资源配置、供给和价格不可避免地被扭曲，而且还使经济主体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