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制度有四个层次：第一层，由深入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如传统、习俗、价值观和宗教）所组成；第二层，正式规则得以确立，司法秩序中最强的组成部分是一国的宪法；第三层，治理或正式规则得到实施，经常在第二层制度运行失效的情况下启用，这也是经济个体正式交往并签订合同的层次，其关键作用是“创造秩序，从而减轻冲突并实现互利共赢”（Williamson, 2000, p. 599）。最后是第四层，即市场层次，也是交易实际发生和价格随之调整的层次。

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了交易成本的起源和重要性，以及设计规则以确保商业激励的必要性。但它也提出建议，只有持续的（通常也是缓慢的）“软件”基础设施投资才能使市场正常运行。它的主要缺点是其经济发展方法太宽泛，这将导致的刚性的政策建议：它的建议太过于基本和琐碎，使得缺乏资源、能力和时间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不知所措。

在一份关于20世纪90年代教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中，世界银行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并认识到它不是用简单的公式就能解决的。其中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改革重点过于局限在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能力扩张和增长。虽然它们致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以建立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扩张这种能力。[1]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存在唯一的通用法则。……[我们]需要从公式中摆脱出来，寻求难以捉摸的‘最佳实践’”（世界银行，2005, p. xiii）。

[1] Zagha等（2006）指出：“尽管改革有助于获得效率提升，但除非加强生产激励，并努力克服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对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的制约，否则经济难以持续增长。”（p.9）Pritchett（2006）则认为：经济学家应放弃追求一个单一的经济增长理论，重点开发一系列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制定的增长和转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