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新的政策议程也有不满。在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方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注意到，在方案的设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今天，很多人在心中都意识到，如果社会安全网没有建立，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将压过短期的经济成果。例如，由于取消补贴，印尼的骚乱所带来的损失将远远超过轻微的财政状况改善。”(Stiglitz, 2003, p. 35)丹尼·罗德里克指出：“关于改革的后果的一致看法是，事情的结果往往超出我们的预料。即使最为热情的支持者也承认，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一直低于预期。……不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成功的案例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也被证明不适合处理这一大陆所卷入的日益严重的公共医疗危机。”(Rodrik, 2006, p. 974)

许多评论家认为华盛顿共识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如资本账户自由化（威廉姆森称自己已有意将这个选项从他的列表中剔除）、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或小政府（政府不必管福利提供和收入再分配）。但它未能达成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它倡导了一系列理想化的市场制度，其中有一些制度甚至有可能在发达国家都不存在。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经济战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多种层面的扭曲，需要逐步通过转型摆脱这些次优、再次优，以及再再次优的情形。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中存在的协调与外部性问题。[1]

另一个与之相关但另辟蹊径的发展思想是由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建立的新制度经济学（Coase, 1937, 1960; North, 1981, 1990, 1994）。它强调产权、良好的治理、有利的商业环境和其他制度的重要性，并将这些内容视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它的理论基础是承认交易是有成本的，而且交易有各种存在缺陷的可选方案，必须将这些都考虑在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这是一个试图使用经济学的语言和工具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演化的学说。

[1] 我将在本书后面几章进行详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