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相信，这些未被决定的、自我塑造的选择或行动出现在生活中那些艰难的时刻，在那些时刻，我们为应该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同识见折磨着，而且它们比我们想到的更加常见。我们或许为做道德之事还是行野心之事折磨着，或者在强大的当前欲望与长远目标之间煎熬，又或者，我们面临着令自己厌恶的艰难任务。在以上种种情形中，我们面临着相互竞争的不同动机，并且必须努力克服去做我们也很想做的另一件事的诱惑。我认为，我们的心灵在那些时刻关于做什么所表现的张力和不确定性，由于失去热动平衡而反映在我们大脑的适当区域--简而言之，大脑中搅动着的混乱使它感受到神经元层面的微小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在自我塑造的反省时刻所感觉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内在张力，反映在我们的神经元过程自身的不确定性中。我们亲自体验到这种不确定性，在物理上相应于敞开的机会之窗，它暂时屏蔽了由过去的影响所造成的完全决定。（与之相对，一旦我们按照主导动机或根深蒂固的性情行动，这种不确定性就不会冒出来。如果它在这种情形中确实发挥了作用，那它也只是一个妨碍或霉头。）

当我们在这种不确定的境况下做决定时，最终的结果就因前述的不确定性而未被决定--然而它能以任一方式意愿（因此是理性的和自愿的），这是因为如下这个事实：在这样的自我塑造中，行动者的早前意愿被相冲突的不同动机隔离了。想一想一位面临这种冲突的女实业家。她在去参加一个对她的事业极其重要的业务会议的路上，看见一条小巷中正发生着一宗强暴行为。这时就会产生一种内心斗争，出于道德良知，她要停下来求助，可她的事业心则告诉她不能错过这次会议。如果她克服了这一诱惑，那是她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她未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她没有让她的努力成功。而这应归于如下事实：她既想克服诱惑，又想不让这种克服得逞，各自出于完全不同的、不可通约的理由。当我们像这位女实业家一样，要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出决定时，我们所做的不确定的努力就成了确定的选择，在作出决定的那一刻，我们使一套竞争的理由或动机压倒另一套理由或动机。

我们如何“使”一套竞争的理由获胜？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三十多年前对于这一问题做出了一个经典回应，他在论文《意志自由与人的概念》中重新定义了自由意志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