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后悔没有参观过西洋人开会，不知道他们开会的情形是怎样的。在我们中国这种从西洋传来的玩艺儿，的确好玩得很，但也不知道和西洋有无异同。

按理，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一切开会的程序都应该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初步》，但是，请恕我见闻不广，在我所曾参加的会议里，很少看见发言的人完全依照《民权初步》所规定的。再说，恭读总理遗嘱和默念三分钟固然不是孙中山先生所能预料的，就是对党国旗行三鞠躬礼，《民权初步》里也没有规定。假使有人完全依照《民权初步》开会，在发言的程序上就变了拘滞，啰唆，在礼节上就变了失仪了。

远在《民权初步》出版以前，中国已经有了开会的事实。我不是历史家，不能考证清末的省咨议局是怎样开会的。不知道他们是否先向龙旗行礼，或先向北面跪拜三呼，然后开议。民国初年开会的仪式似乎比较简单，但是会场的秩序并不见佳，国会里常有墨盒纷飞的怪现象。这种文场武器在现代是落伍了：墨盒打人，至多是把对方的额角上打成一块青紫，决不能使他的伤口阔二公分。当时也没有播音器的设备，不至成为争夺主席的对象。

争主席的风气由来已久。依原则上说，主席没有什么可争的：主席除了退出了主席地位，不能有所提议；又除非在正反票数相同的情形之下，主席甚至没有表决权。但是，实际上主席是很重要的。他可以把握空气，操纵空气，甚至于改变空气，制造空气。当他看见会场的空气不佳的时候，他可以掉三寸不烂之舌，收移天换日之功。一个说话不会掉枪花[1]的人，可以说是不配当主席。他如果要左袒盗跖，右袒孔丘，他只消在复述盗跖的提案的时候隐隐地加上了动人的色彩，又在复述孔丘的提案的时候暗示着一些可憎的颜色，或有气无力轻描淡写，使它黯然无光。这样，不待表决，盗跖的提案已经有了“九分光”了。因此，凡是两派交哄的场合，主席在所必争。争之不已，甚至于打得焦头烂额，就此流会。流会有时候也足以表示某一派人的消极的胜利：因为人家不成功，也就是我们不曾失败了。

最有趣的是几千几万人的大会，许多人还没有听清楚主席说些什么，只听得一阵欢呼，一阵拍掌，于是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欢呼拍掌起来。忽然一个人临时动议游行示威，又是一阵掌声，就算通过了。虽然游行是“临时”的动议，但是游行的旗帜和口号却是“事前”准备好了的。于是整队出发，一人倡导，万人应声。当你参加这种集会的时候，你得准备一切服从大多数。你如果妄想要反对别人的临时动议，或修正别人的口号，你就得准备吃拳头。说是命令罢？这明明是叫做开会。说是开会罢？却又非但只容许有一种可能的议决案，而且只容许有一种可能的提议。大会如果有宣言，也省了推举起草人的手续，台上人把宣言念了一遍，台下又是一阵掌声。总之，对于这种集会，来不来是你的自由；来了之后，对于人家的决议，赞成不赞成不是你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