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在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沦陷，我们一家三口在二十九日就离开了清华园，搬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住。直住到了九月十日（？），才得到了曾远荣先生的口头秘密通知，清华决定迁校长沙，希望同人趁早南下。那时由北平到天津的火车已恢复了。清华推举了一位教授和一位助教（这位助教后来成了地下工作的中坚分子）租定了天津的六国饭店，招待我们。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决定就走。但是，听见敌人检查得很厉害，动不动就把人扣留起来，审问，拷打，以至于杀戮，所以我们都不免有戒心。许多人都劝我们不可携带片纸只字，因为有某人带一本书，被他们连人带书扣留下来，等到有工夫看完那书，才放他走。这倒好办，我把大部分的书都留在北平，几部要用的书就交邮局。但是，我们又听人家说起两种危险，都是我们没法子避免的：第一，没有小孩的夫妇容易被扣留，而我们当时正是没有小孩的夫妇；第二，学生容易被扣留，而我的兄弟正是师大二年级的学生。

我们终于不顾一切，在九月十四日下午离开了北平。大约四点多钟到了天津。我们的行李是三个皮箱子，一个铺盖，一个藤篮。下车时，我两手提着两个皮箱子，妻提着一只小箱子，兄弟提着藤篮，铺盖交给脚夫。出站时，兄弟跟着脚夫走在前头。我在后面看见一个日本军官站在高处，拿着棍子，看中了哪个人，棍子一指，底下两个中国人就把那被看中的人轻轻地拉在一旁，让他加入那不幸的行列，我很担心我的兄弟变了那可诅咒的棍子的目标。谁知他却是人急智生，看见前面有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他连忙赶上去，和她并肩而行，于是他这一个假丈夫竟昂然地走过去了。其次轮着我夫妇二人，我们故意不看那根棍子，然而那两个中国人并不管我们看不看，只轻轻地一拉，我们也就只好走到那不幸的行列里去。我们注意到那行列里有老同事高崇熙先生先在。然而高先生也有脱身的妙计：不知道他和那两个中国人说了些什么，结果是放他走了。另一个中国人来安慰我们，叫大家不要怕，只带去问几句话就会放出来的。

旅客走完了，剩下这不幸的一群，大约有四五十个人，被日本兵两边押着，往他们的宪兵司令部走。他们的宪兵司令部在某银行仓库，离车站有六七里之遥。妻很镇定，除了小皮箱之外，一个竹制的帐顶和一把雨伞还在手里不放松。我那两只箱子在起初一二里路的时候觉得还轻，以后每走一里就觉得重一倍，到了那仓库，已经手酸得几乎拿不动。好容易到了，还得上楼！若不是怕南下后没有衣服穿，我早已把它们抛弃了。

到了楼上，说要先问妇女。他们叫男的都蹲在地板上。其中有几个人作揖打躬，恳求释放。不到两分钟，妻来叫我。原来妻对他们说“我是和我丈夫同来的”，于是他们就不询问妻子而要询问丈夫。我跟着妻进了一个隔壁的房间里。

一个日本军官，一个翻译员，两个检查员。问答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