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杨振声从美国讲学回国，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开欢迎会，杨振声吹嘘美国是“年轻的国家”。闻先生当场反驳说：“我认为美国不是年轻的国家，苏联才是年轻的国家。”傅斯年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布尔什维克”。闻先生奋然站起来说：“我就是布尔什维克!”闻先生并不是共产党员。他故意自称“布尔什维克”，是表示对共产党的坚决拥护，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压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44年12月，昆明市大中学生举行云南护国纪念大会，会后示威游行，闻先生和吴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1945年11月25日晚，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大内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闻先生参加了。国民党派遣军队包围会场，架起了机关枪、小钢炮，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返家。各校学生联合罢课。国民党反动派于12月1日派大批军警特务在西南联大校舍、师范学院两处投掷手榴弹，死四人，伤十余人，这个血案被称为“一二·一”惨案。在学生罢课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胁迫闻先生，叫他出面劝导学生复课，闻先生大义凛然，严辞拒绝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小品文，在报上发表。闻先生批评我，说我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变接收为“劫收”，大发国难财。出于愤怒，我写一首诗：

东海[1]共欣驱有扈[2]，北窗[3]何计梦无怀[4]？

剧怜臣朔饥将死[5]，却羡刘伶醉便埋[6]。

衮衮[7]自甘迷鹿马[8]，滔滔[9]谁复问狼豺[10]？

书生漫诩澄清志[11]，六合[12]而今万里霾!

这首诗发表在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的一份报纸上，闻先生看见了，说写得好。几天后，我到他家去看他，他很高兴，对他的儿子说：“今天加点菜，留王伯伯吃午饭。”吃的是一盘豆腐干炒肉。这一盘豆腐干炒肉算是待客的盛馔。闻先生一面吃饭，一面向我宣传革命的道理，从毛主席的领导谈到解放区的炊事员。可以说，我是从闻先生口里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的。1946年初夏，我去广州中山大学讲学，路过广西某地，在一所中学作了一次演讲，其中一部分就是把闻先生向我宣传过的革命道理讲给学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