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32年认识闻一多先生的。当时闻一多先生从山东大学文学院长调职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我从法国回来任专任讲师，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同事有杨树达、刘文典、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等。闻先生的性格和朱先生的性格大不相同：朱先生温和，闻先生刚直。朱先生是散文家，闻先生是诗人。到了清华以后，闻先生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他反对当时清华大学所谓的“通材教育”(文科学生低年级要读理科课程)，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他告诉我们，要在教授会上力争，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

“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搬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938年又由长沙搬到云南蒙自，不久又搬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师们自己弄交通工具，有的教师办出国护照，由广西经过越南去蒙自、昆明。惟有闻先生参加学生队伍，徒步去云南，共走了六十多天。旅途上他不刮胡子，留一把长髯，发誓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把胡子剃掉。

在昆明，闻先生和学生一起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西南联大的学生演出曹禺的话剧《原野》，请他担任舞台和服装设计，他不辞辛劳，连舞台布景的图画都是他亲自画的。学生们赞扬他“七十高龄”还不辞辛劳来帮助学生演出。其实闻先生才刚满四十岁，只因胡子很长，才显得老了。不管老不老，当时的教授能积极参加学生的文化活动总是难能可贵的。

闻先生的刚直，表现为在教育工作中铁面无私。1941年，朱自清先生休假，闻先生代理系主任。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当时清华对教授每两年发一次聘书，期满不续聘，叫做解聘)。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我和闻先生共事多年，友谊很深。1941年，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我做了一次演讲，闻先生亲自去听讲。为了帮助我做科学研究工作，他派一位助教做我的研究助手。后来当他知道那位助教只是给我抄抄稿子，就不高兴了，觉得浪费人才，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把那位助教撤回，叫我“另觅抄胥”。我当时也不高兴。后来我觉得他这样处理是对的，我毫无怨言。

闻先生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但是，随着国难越来越深重，闻先生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而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于是他坚决站出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