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确定了足球改革的方向，但对于搞足球的人来说，搞职业化就如同军人脱下军装就领导生产一样，还要经过艰辛的探索。

王俊生，这个北京足球队运动员出身后来做地方体育管理又走上中国足协领导岗位的中年人，是整个足球改革的坚定派。但他也有个困惑：踢了半辈子足球懂得什么经济啊？足球要在他的任期内实现体制转换，从吃皇粮到自给自足，而且要从足球实现突破给整个体育界一个启示，这个担子太重了！从王俊生十几岁进入北京足球队，直到42岁从北京体工大队队长的职位转到足协，足球运动的一切经费都是国家提供，虽然用起来紧巴巴，可是真不用操一点儿心。王俊生承认那时连“实体化”的内涵都解释不清。他请教了体育界的一位前辈，老人告诉他：“我国原有单项协会的功能仅是开展外交和扩展体育工作，也就是比较虚，实体化就是要变虚为实，为协会工作注入实际内容，有一定的权力，在足球内部形成依托社会、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体育工作的社会化、产业化。”

很多人为王俊生捏了一把汗，有人劝他：“那可是个烂泥潭，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足协副主席张吉龙为他担忧地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据说不久前在广东的首届俱乐部锦标赛上，曾经做过商业化运作的尝试。想借鉴欧洲广告、赞助、冠名等方式，结果惨淡经营，出现了只售出17张门票的萧条景象，体育场说连水电费都回不来。所有的人都忧虑：“中国职业足球也就这副德行了。”“被赶走的观众何时才能回来看水平低劣的比赛？”

那一年中国足协得到的行政拨款只有区区的300万，还不如今天一些中超一个主力球员的年收入。要命的是为了让健力宝少年队留学巴西和给女足经费，足协的账面已经近乎为零，职业联赛无从谈起，弄不好将会“开天窗”。开赛前几个月，王俊生急得彻夜难眠。足协有人提出：“找体委计划财务司先借，联赛完了再还。”王俊生紧皱眉头：“赛完了若还不上，岂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万万不能这样！”王俊生突然想起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前不久曾经告诉他：“日本足协去年搞起职业联赛，他们投入了1200万美元。”他找足协副主席许放和孙宝荣商量，决定马上飞赴日本，考察职业联赛的做法。那一次考察使他们眼界大开，混沌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国际知名的中介公司。一旦知道人家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有些人的农民意识又抬头：“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它们划走一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