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对李鸿章的事业进行探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这样一种现象：在对国内贪污腐败以及裙带关系这类事情的处理上，李鸿章的思想仍然深受中国古老传统的影响。故而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他原本敏锐而深远的见识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经常会被这种国内事务所牵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活跃的政务活动的长期记录清楚地了解到，贯穿他长期的政治活动中的如影随形的腐败这条毒蛇的身影。40年间，他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和外界世界的交往出谋划策，无所畏惧地向执迷不悟的反对派宣讲中国之所以疲于防御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结果；然而，在那些年代里，他却决不尝试，也不通过既定的模式去调查官场上固有的欺下瞒上以及中国衰落的主要根源。恰恰相反，他所兴办的进步性的教育，他所提倡的行政改革措施，他所制订的改善国家防务的众多计划，甚至他举办的众多商业和工业企业，都因涉及挪用公款或不劳而获而声名狼藉。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公共服务上的贪污受贿是相当正常的。因此他的国民不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声色俱厉地指责他，反而羡慕他事业的飞黄腾达和权力的一手遮天。他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聚集和增加财富手段的熟练灵巧。作为李鸿章在政治上的两个主要对手——左宗棠和刘坤一，前者是久经沙场的军人，后者是南京总督，此二人都是罕见的行事光明磊落之人，虽然他们官居高位却廉洁奉公；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李鸿章之所以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杰出人物是因为他在事业上成功的“攫取”行为。所有的这些，李鸿章自己心怀坦荡地表达的、牵扯到中国政治中收受贿赂的道德品质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了解李鸿章作为19世纪的开创者这一身份，对于读者在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帮助的，即无论是对同时代的人，还是对其后继者，李鸿章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这个影响和当今中国的官员自身所携带的某些社会和道德弊端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就李鸿章个人而言，只要他坦承自己具有官僚阶层传统上的自私自利以及虚伪的特点，只要他在官场上不强调一个较高的标准，那么他就一定会受到谴责，他对周围造成的影响就是相当恶劣的。从1860年到1896年，李鸿章的官场生涯记录证明在他和俄国人的关系这一点上，国人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从甲午战争开始，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他一直同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通过与俄国的合作，他不仅将自己在政治上深远有效的治国之策展现出来，并且达到了自己那明显不合法的个人目的。在担任直隶总督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因为超出他人的能力，以及对王朝的耿耿忠心，他得到了太后的恩宠，双方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当他陷入财产上的不光彩泥潭中时，他也得到了太后那坚强而有力的支持；毋庸置疑，李鸿章之所以能同太后保持那么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那个声名狼藉的大太监李莲英。正是他让双方的这种关系得以加强和维持的。也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李莲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令他从彻底而仔细的搜查中逃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