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当作为英国最早派往清政府的两个使节，马戛尔尼伯爵在1793年和阿默斯特伯爵受到中国的统治者接待时，清廷的统治者才会兴奋莫名。西藏和尼泊尔曾经受西方人的委托，上呈给清政府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到了大莫卧儿帝国的灭亡，还提到了白人已经在印度布置了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然而，对此报告所述的内容，中国统治者仍旧不为所动。最能体现当时中国统治者的无知表现是：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伯爵在热河觐见了中国的统治者，然而，直到1816年，乔治四世才接到嘉庆皇帝的问候信。

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战争在《 南京条约 》签订之后，宣告结束。此后，李鸿章为和太平天国运动相对抗，于是组织了欧洲雇佣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借助西方的影响，某些先进的中国人可能已经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军队却盲目地骄傲自大，其下场将会十分悲惨。然而，北京政府及其在各省省会代表们的自负心理依旧没有任何改观。这样的国家精神是如此根深蒂固，一脉传承，它坚固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也不能撼动它丝毫。中国道德至上的信念是指重视所有百姓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任何所谓的事实或者政治信仰，它来源于中国统治阶级的骨髓，传承千年，外来者的物质成就是不能轻易击垮它的。中国的官僚们始终坚信，这些胜利是西方列强在偶然中取得的，他们希望时间最终会证明这些胜利仅仅是暂时的。在1900年前的各个不同时期里，对于诸如“将蛮夷赶到大海中”这样的想法的坚持，令中国官员的思想得以显露出来。中国政府在同强国陆陆续续的交往中，并没有在大量的条约压迫下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也从来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去创设新机构以消除某些条约的效力。1860年，朝廷从热河迁回北京，并且取得联军对镇压太平军的支持。当官员们知晓，列强许诺会在不损害中国利益的前提下帮助清政府维持中国领土完整时，来自第一次战争和早期条约的对列强的道德谴责迅速退去，并由此而满心欢喜。1860年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渐渐被大胆冒进的思想充斥着。原因在于，中国在此时认识到一个颇为矛盾的事实，那就是要想在政治上变得强大起来，国家就得撕去道德的外衣。于是在此后将近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周旋于列强之间，利用一个列强成功地对付另一个列强，然而官僚对外国人智慧的鄙视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

无论是站在外交官还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角度，李鸿章对欧洲人从不心存轻视，当然，他对欧洲人的讨厌程度和那种不信任感并不亚于其他官员。在这一点上，他的表现和他同一时代的大多数著名人士不一样，其眼光显然明显比别的官员和大学士们看得长远。只要我们把他和那些总督，也就是他的同僚们的奏折和公文相比较，就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一点。就拿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来说，他们最著名的奏章一直是正统官员们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忠实代表。他们始终认为，中国就是宇宙的中心，孔孟之道在这广袤的中心播撒芬芳。在对外政策上，同李鸿章观点明确、求真务实的提议相比，他们的言论绝不涉及任何切实可行方案，他们所写的东西不但充满了荒谬不堪的虚妄的想法，还流露出单纯到令人发笑的气息。把双方的言论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李鸿章的深谋远虑及其主要同僚和对手的无用，他们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经过如此分析，此时我们能够断言，那些固执地坚持对外国人保持着蔑视态度的文人学士以及官僚阶层，其心理和道德状态以及其世袭的传统为他们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无法撼动的心理防线。这群人士认为维持现有的利害关系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他们本身的原则目标十分明确，因此，单靠个别领导人的榜样或布道者的箴言，是不会动摇他们的观念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李鸿章功绩卓越且手握重权，但他宣扬政治改革的声音仍旧那么微弱，如同发自荒野上一样，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对此，李鸿章本人也是相当明白的。他知道，在很多层面上，他只是这个社会上普通的一个个体，如果让他对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重新规划，那纯粹是天方夜谭。1900年，慈禧太后狼狈地逃离北京。此后，李鸿章将一份奏折呈递给她。在这份奏折中，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严重威胁着中国的不仅仅是外来的侵略，还有来自国人的那种懒惰的心理。这份奏折内容的清晰和深刻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他在40年前所呈递的奏折内容。由此观之，李鸿章的毕生事业不仅仅在于保护中国主权免遭欧洲和日本的侵犯，同时还在于努力唤醒他的国民，让他们知晓世界上存在着新生的力量，也让他们意识到这些新生力量必将摧毁他们传承已久的高傲。我们在对李鸿章的事业成功与否进行判断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