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他在对欧洲和美国进行巡游时，面对那些令人惊讶的辉煌成就，他凭借着自己那成熟的判断力，甚至得出了一个无比诚挚的最终观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物质上远远不如“蛮夷”并且因此而遭到羞辱，但是中国文明构建的生活科学比任何“蛮夷”的社会都要更加合理化，都要更加人性化。正是通过比较性的观察，他才形成了这个判断，这一判断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那本能的、坚定不移的信仰相一致。我们会受到无论何种关于李鸿章生活的记载的误导，并错误地认为他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解释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对道德哲学的无比忠诚，一直隐藏在他坦言对西方机械科学的热情的背后，隐瞒在他所承认的这个热情推动着他所接受的这些科学的最强动力的背后。这个道德哲学体系比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体系更稳固，不是建立在军事化手段下的文明，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从来不曾被征服，也不可能被征服。在为了寻找不可能出现的妥协的道路中，他也曾勤勤恳恳地购置过轮船和枪炮；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然让自己的信仰最终坚定地根植于中国的故土上，而且坚定地毫不动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那更详尽的著作里找到证据。

倘若欧洲传记作者想要仔细地研究这位中国著名的政务活动家终生从事的事业，那么他或许会遇到相当棘手的问题，理由是直到现在为止，尚无任何对于此人的生平的精确的叙述出现在中国。那些关于他的情况的资料都散佚在他的奏折、帝国的法令以及国家的文件里，而且中国官方的修饰者已经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破坏，因为他们想戴着有色眼镜去“改造历史”，这种改造不是基于事实，而是要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和将来的需要来记录历史。作为朝代的编年史，这些资料和现实世界或许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关系，其作用只是为官员们描绘出了心目中所谓的世界，那些只会在讨论国家大事时装模作样但手上根本没有可供参考的正规材料的文人骚客最终组成了它们的出版部门。太后出于“历史准确性的目的”，依据王朝编纂议事录的先例，下令对义和团的记录进行删除。同样的道理，尽管从1904年开始，学者们和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着手编写李鸿章的传记，但是我们仍要考虑到李鸿章的官方传记是不是已经因为同样的理由遭到删改。尽管我们可以凭借李鸿章和学者们私人交往的日记以及记述中获得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相当有趣的，也是相当精确的，不过这些资料因为很难找到，因此被美国编辑称为“众人瞩目”的珍贵资料。1901年，上海某份报纸曾刊登过一篇李鸿章传记，不过，该传记并没有对他治国之术的重要动机进行分析，更不曾对其事业成功的秘密予以探究，而且对于李鸿章的家庭以及其社会交往，更是丝毫不曾予以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