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爹和娘

我们在理清了李鸿章所处的社会状况，对某些现行的及永久性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所受的教育和国内环境，以及早期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并对其产生引导作用的事件和形势。第一，他那强壮的体魄、温柔的性格、非同寻常的智力和极具忍耐性的处事风格源自他的母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些特点令他能够在私人生活上表现得异于常人，也为他广交朋友，尤其是结交外交和生意上的朋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对于李鸿章在任总督，以及在后来整个的外交生涯中所展示出的卓越才能，外国人都对其予以认可，给予高度赞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与他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和戈尔军之间发生的联系密切相关。以上两点就是形成其人格特质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双重影响一直在变化，即便不能完全消除他成长的社会环境，也会对当时深远的教育和官僚的阶级利益形成重大的影响。

很少有人了解李鸿章的父亲，人们只知道他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个失意的“候补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心怀不满，但同时又对其抱有希望。身为一个信仰儒学的学者，李鸿章时常表示自己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对孝顺的虔诚。尽管如此，李鸿章也极少在私人谈话中提及自己的父亲，我们所知道的，即使在李鸿章的回忆中，他的父亲也不曾留下任何展示自己才华的文字。虽然李鸿章的父亲也通过了省里的乡试，跻身于当时的文人学士阶层，但是就如同其他努力向仕途拼搏的学者一样，他只能停留在这一阶段，再也没有能力和手段使自己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成婚的年龄很早，一生中共生养了五个儿子，李鸿章在家中排行第二。对于这五个儿子，他为他们提供了最基础的正统教育，那就是请乡村权威教导他们像鹦鹉学舌般背诵传统知识。不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些知识同样开发了他们的智力。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提到的“传记”里有一些资料谈及1846年时，李鸿章与其父亲的关系。其中的一条就是25岁的李鸿章在合肥的老家写就的，那时他的父亲应该已经42岁。这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娶妻生子的年龄应该是15岁。另一个编排在1846年1月的条目，记载了这位有远大抱负的年轻学者对他那位“高贵而严厉的父亲”让他结婚成家的想法持反对态度。李鸿章一生中首次踏进婚姻必定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因为大家都知道，1853年，因为身负军事任务，李鸿章被调换职位。没多久，他那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们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毋庸置疑，他们肯定是被太平天国的袭击者杀害的。通过家中一位在当地的税收所任职的叔叔的关系，李鸿章在府中谋到了一个职位。这个时候，当地的治安官员听说了那个做事谨小慎微的李鸿章，竟然具备非凡的文学才能之后，就想考一考他。当李鸿章应他的要求，将编年体史书《 春秋 》倒背了一遍后，他为李鸿章所拥有的才能感到惊讶和兴奋，此后即对李鸿章刮目相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获得文学盛名和提高书法技巧上。对此，他以异常刻苦的精神学习着。借由这个办法，李鸿章得到了通往仕途的最为快捷的道路。1847年，在4000多名竞争者中，他以第39名的佳绩脱颖而出，最终通过了殿试，从而拥有了进士的身份。此后，他便被选派到了翰林院，并于1851年成为翰林院编修，当时，李鸿章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京城的文人学士中，他因自己一手漂亮且具有学者风度的书法名气越来越大，最后甚至名声还传到了地方各省。然而，除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具备的能力，以及将自己努力学习的无限能力展示于外，在李鸿章的身上，我们并不能看到更多的优于其他儒家学者的精神品质。他之所以能够潜心学习，从根本上说是源自他的祖父及其同时代人的学习体制，不过，这个一成不变的体制却影响了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的思想日趋僵化保守。

此时，李鸿章的诵读能力已经达到可以将整卷的古典经书背诵下来，无论是正背还是倒背都难不倒他。与此同时，不管是怎样的话题，他都能用诗歌或者散文的形式即兴写作。凭借自己敏锐的智慧，他树立了自己的雄心抱负，并且已经深谙成功之道，那就是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脉。然而，正是在他成为翰林院编修的那—年，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个事件对于增长他的经历、拓展他的视野是非常有利的，令其可以将刚刚开始的古代经典的教育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顺利完成。

第二节 老李不厚道

这一年，李鸿章28岁，此时他正住在位于安徽合肥的老家里。对于此段时间内李鸿章的职业情况，人们知之甚少。在豪恩·约翰·科士达虚构的李鸿章传记的前言中，他用令人无法理解的称赞式的口吻形象地描述了李鸿章在从京返乡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而后他又说道：“当他回到家乡，看到叛乱者的锋芒直逼北京，此种情况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之心，于是他周身热血沸腾，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个令他获得荣誉的朝廷和旧统治正被笼罩在日益临近的危险之中。他马上着手操练新兵，对敌人的后方进行袭击和骚扰。”对于李鸿章军事生涯开端的描述，道格拉斯教授除了将日期推迟到1853年之外，基本和豪恩·约翰·科士达的方法一样。众所周知，李鸿章在金钱问题上一向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于是这就让我们对这样一个情节无法接受，那就是先撇开李鸿章是否具有这样做的能力不谈，纵然他具有天大的热情，然而却孤立无援，那么即使只靠个人力量，同时还要耗费巨资去召集军队，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具假设性的证明上获得支持，那就是李鸿章之所以放弃了当时已颇有建树的文学事业而投笔从戎，就是由于太平天国在对清政府的斗争中，作出了策略调整，从而使得清政府更加难以对付他们，于是时任帝国军队都统的曾国藩就向北京提出为其供给一些文书人员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