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为4月7日的记录下，我们能够找到另一件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李鸿章军事财政手段的事例：

眼下，戈登将军正带领着他的三千名“常胜军”下属和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名由帝国正规军和各省的非正规军组成的部队对福山一带的叛军展开艰难的进攻。在此之前，我就已将一部分粮饷送往作战前线，同时也向他们传达了如果可以夺回福山，他们就可以得到更为丰厚的报酬的意思。同时也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乘胜追击，一举夺回整个苏州，那么这支部队里的每一名士兵都将得到全部的饷金和额外的奖赏。

在5月份的时候，李鸿章对于此时仍是一名军人的戈登将军抱有极大的好感，并亲切地与之称兄道弟，而且还亲自向皇上上书陈情书，请求授予戈登将军在来华期间“作为一个总兵（ 即旅长 ）所应得的官衔和职位”。当然，通过帝国法令的形式授予其官衔和荣誉，这是对这个来华将军最好的表彰。

“敦促戈登采用更为严厉的军令来维持‘常胜军’的军纪，原因是这样一支部队现在的状态就是一盘散沙。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杜绝以往所有的悲剧再次重演”，李鸿章相信，这样的一份敕令一旦发出，所有有问题的官员都会俯首听命。

但就在此之后的两个月，两人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紧张：

在这段时间里，戈登唯一想要的就是钱，而且不遗余力，不落分毫，在他的眼中，我似乎就是财神爷。他说倘若清政府不能给予全额的军饷，他的“常胜军”就不会再为清政府卖命。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一旦他们控制苏州城，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薪金去补发欠款和发放奖金。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此前白齐文将军统领部队的时期，不过他采取了武力手段解决问题，那就是抢夺了上海军需官的金库。也正因为如此，李鸿章解除了和白齐文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接下来的外交控辩中，英美两国驻北京的公使对白齐文予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不过李鸿章对这样的讨论表达了断然拒绝的态度。因为在他眼中，这样既敢违法又敢中饱私囊的家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被接受的。但就在戈登上任的五个月之后，白齐文又头脑发热地投靠了太平天国的叛军，和他一同叛逃的还有一百多名对帝国待遇不满的欧洲士兵。戈登也因为李鸿章对待白齐文的态度受到了影响，他觉得自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重新组建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是非常让人觉得痛心和失意的，于是戈登就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但随后他就听闻了白齐文的偷盗行为，内心中的武士性格驱使他重新接受了原来的职位。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就是1863年。对于李鸿章来说，白齐文事件的影响相当严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所发布的文告中窥见一斑。文告中声称，只要能抓获白齐文，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他就赏赐那个人白银三千两；而后他又以得意、蔑视、勇敢的姿态来对待那些英美领事馆中的强势当权者，这件事情中表现出的品质就是李鸿章外交风格的典型代表。

在白齐文叛逃之后，戈登又重新回到了那个让他并不情愿的位置上。然而，李鸿章并没有因为他如此宽宏大度的胸怀而心生感激，相反，他依旧固执地坚持着小气吝啬的态度对待“常胜军”，而在戈登的心目中，他也始终坚持对正规军的军饷进行索要，鄙视那种在得不到的情况下就用武力方式进行劫掠的做法，原因也是这样的制度存在已久并在前任的时候颇受欢迎。在部队占领昆山之后，他修书一封给李鸿章，其中的措辞相当强硬，以“不想因为每个月在索要粮饷的事情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由，提出辞职，以此进行要挟。此外，他还声称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依旧出任这个职位，简直就是他身为英国官员的一种侮辱。不过，倘若问题一旦涉及金钱，李鸿章就变得相当顽固了，他之所以不愿放弃这个原则拒绝暂时性的屈服的唯一原因就是害怕自掏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