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领苏州城两个月的时间里，戈登的情绪相当低落，表现得异常愤怒，他懒得活动，萦绕其心间的依旧是那些问题。而这种情绪也在“常胜军”中蔓延开来。从苏州城中撤出来的时候，这支队伍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忠诚，而且心怀不满。李鸿章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些问题，而他的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来源于他一生中多次经历这种情况而获得的丰富经验。于是，李鸿章开始在金钱的支出方面变得慷慨起来，而由此带来的也是戈登在劝说之下同意和李鸿章言归于好。1864年2月，“常胜军”又进入战备状态，这只是戈登在冷静下来之后，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自己能为这个帝国带来的最好礼物就是趁早解决这场大混乱以减轻其造成的破坏，即便所采用的方法是自己为之鄙夷的，当然，他的这种改变并不是出于对李鸿章的欣赏或是信任。而就在5月份太平天国行将步入末路的时候，李鸿章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了戈登军队裁撤和解散的问题上。因为学者们对于由于散兵游勇造成叛乱持有本能的厌恶心态（ 并非无缘无故 ）由来已久，所以“常胜军”一旦完成他的使命，李鸿章便变得慷慨甚至倾囊相赠，为的是尽快让这支欧洲军队打道回府。而戈登拒绝朝廷封赏的行为，让李鸿章感到的更多是气愤而不是悲伤，因为这种拒绝直接表现出的是对朝廷的轻蔑，以及对李鸿章的不尊重。而此时这位李大人正成为这个王朝的中流砥柱和捍卫者，摆在他前面的是通往金钱和权力的阳光大路。

毋庸置疑，和戈登的交往对李鸿章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持续时间是那么久，而这种影响给他带来的远见卓识较于其他的影响也更有助于李鸿章建立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更为深远的鼓舞了他日后的外交行动，让他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显得更为突出和优秀。而两个人在战争最为激烈或是在对于追求结果的时候表现出的暴躁和缺乏耐心却极为相似。李鸿章是一个急脾气，做事时常显得过分甚至暴躁，但这并不是他的心胸狭窄——这也来自戈登这位英国的勇敢绅士的影响。而戈登本人给李鸿章带来的情感创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抚平、愈合，在李鸿章的记忆中，留存下的只有美好的事情而非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对于戈登本人来说，对于李鸿章的忌恨和咒怨也未能持续很长时间，两个人在相隔亚欧大陆的遥远距离彼此原谅了对方，对对方既往不咎。这也是为何李鸿章能在戈登离开中国三年之后，还亲口就戈登作战的英勇加以称赞，而那本著名的传记对这件事情进行的记述也是相当真实而详尽的。

而就在此事发生六年之后，中俄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李鸿章干脆利落地采纳了赫德提出的向戈登将军请求帮助的建议。在戈登呈给中国政府的书面意见中，他用相当严厉的语气指出了中国政府的软弱。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这份意见也让他们之间的敌意向更坏方向发展的可能就此打住。李鸿章既没有因为这份意见改变，也不曾对于自己购买军用物资来进行个人获利的愚蠢行为加以纠正。但所幸的是这份意见与李鸿章的和解政策不谋而合。因为当时李鸿章正在极力反对醇亲王和左宗棠等主战派的主张，他建议采取和解的政策来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而戈登提供的这份意见恰好成为李鸿章劝说太后支持他的政见的有力依据，从而确保可以将因为在彼得堡谈判中割让了新疆伊犁而被判死刑的崇厚的死刑得以免除。针对这件事情，戈登在给李鸿章的备忘录中，相当坦率地指出了造成中国衰弱的财政根源，而这种观点也带着戈登本人在华的不愉快经历的影子。这也使得某些心胸狭隘之人会怀疑戈登出具的这份意见的目的是想和中国政府算旧账。不过，李鸿章并不是一般人物，他对戈登足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