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留给李鸿章的印象不仅仅让他对欧洲人军事力量的强大深信不疑，还使他试图站在相对的位置上去对伦理道德进行思考。尽管这样的思考对于李鸿章来说是痛苦的，但毕竟对他有所助益。戈登对于李鸿章的助益除了他的胜利给李鸿章的事业打下了成功基石外，从这种意义上讲，李鸿章的许多观念都形成于这个时期，而这种观念给他日后代表中国进行外交行动带来激励。而在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戈登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这个影响连同他对欧洲道德的标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李鸿章身上的作用逐渐减弱了，因为后者在同形形色色的外交官以及资本家的交往中，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言语之间常常带有痛苦和觉醒地谈及欧洲人和基督教。然而，这位饱受儒学熏陶的学士，从未对戈登给他展示的西方文明中精神力量的强大存在产生过丝毫的怀疑，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精神力量在李鸿章后来的人生岁月里留下了深刻烙印。

伴随着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成功镇压，曾经是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得以凭着外交官、政治家和管理者的角色开始自己新的事业。直到他在1870年成为直隶总督之前，他仍然承担着镇压捻军和回民叛乱的连续不断的军事战役中的指挥性工作。然而此时的他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俨然已经成为一位权贵，他手中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刀和剑都更有力量。1867年，他被调到湖广总督的任上，而后的几年接替成为南洋通商大臣，也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与欧洲的官员和商人取得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这样的关系范围急剧增大。当然他偶尔也回安徽老家探望母亲，这也仅仅限于战事结束以后和履行完官任职责的空闲时间。同时在这样的时间里，他也能抽身去处理一些家庭琐事和进行自身品德的培养。在1868年去武昌接任总督之前，他在安徽老家一直待了三个月之久，而就在第一任妻子惨死在太平军之手后，他在此时选择了续弦。在这件事情上，他更为看重父亲处事的谨慎和想法，因此他选择了一个拥有不凡性格的女子，这个女子聪敏乖巧、优雅贤惠，拥有开阔的心胸。总之，她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从李鸿章平日的记载来看，这第二任妻子对他平静谦和的克己哲学、逆境之中的坚忍不拔和开阔视野都大有助益。当然，这当中还包括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提过。自然，李鸿章也对这两位女子抱有深厚的热爱；李鸿章的孝心也深为人知，特别是在母亲葬礼的问题上。对于那些一味把葬礼的奢华看作是他爱慕虚荣、好大喜功和贪婪个性的证据的人来说，李鸿章在孝道方面绝对是他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