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1885年，他已担任直隶总督一职长达15年。由于得到“老佛爷慈禧”的恩宠，他的地位权势非常稳固。不仅如此，当他的政敌在朝堂之上弹劾他伙同大太监及紫禁城中其他奉命行事之人狼狈为奸，谋求私利之时，此时的他已然令自己成为朝堂之上无可替代的人物，因此，他也得到了庇护。他处理外交事务的本领得到了一致好评，同样的，他借鉴西方的先进方法，加以自身的努力创新，创制了北洋军队，这一成果能够与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相提并论。截至这一时期，他所做的准备活动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在实践价值方面却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幸运的是，这些准备活动所具备的高效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对他颇为艳羡的国人以及大部分外国人的认同。至于在外交方面，单纯从欧洲政府的代表这一角度来看，李鸿章的实际身份代表的就是中国政府：北京是商讨事务的地方，而天津则是实际解决事务的地方。海军衙门成立于1885年，当时的长官是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不过此人却手无实权，实际上的执行长官就是李鸿章，他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这个部门，一直大权在握。在接下来的十年之后，日本人发动猛烈的进攻，李鸿章金玉其外的“纸糊巨龙”被日军轻易地剥落了光鲜亮丽的外衣，但是李鸿章却借此机会不劳而获，聚敛了大量财富。

在李鸿章顺心如意、四处敛财的安逸充足的时期即将结束之前，就在老佛爷觉得应当以三眼顶戴花翎的荣誉来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前，李鸿章，这位坚信倘若不同日本作战则无法令中国作为朝鲜宗主国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人，将一份奏折呈递给圣上，内容是请求告老还乡的。在奏折中，他声称自己年事已高，请朝廷允许自己告老还乡。当年，他已是71岁高龄，截至此时，相比于他所获得的成就，他所经受的失败与厄运根本不值得一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均已达到功成身退、辞官回乡的时刻，而他的地位与事业已经达到顶峰，应当由其他人去继续面对那场已然在李鸿章预料之中的，势必会将其竭尽心力弄虚作假的防御体系打破的暴风雨。然而，对于是否允许自己的心腹大臣告老还乡一事，老佛爷慈禧太后却十分犹豫，此事的难度甚至比决定让她自己放权享受个人生活更甚。就在她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场暴风雨在1894年突然发生：时隔半年之后，三眼顶戴花翎的荣誉不再属于李鸿章了，连同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赐予李鸿章的黄马褂、紫色马具以及其他作为帝国恩惠象征的物品都被一同褫夺了。奔涌而至的幸运的浪潮开始逆转，此刻出现了迅猛的退潮；李鸿章人生旅途的最后七年，完全被哀痛与羞耻的精疲力竭充斥了。

倘若李鸿章在1893年呈递的告老还乡的奏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允许，抑或是，他在1892年七十大寿之际，亲眼见到自己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之时猝然死去，那么李鸿章则会被后人视为清政府当时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他的生平事迹将永远被历史记载，流芳百世。后世之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中国继而受到的羞耻归因于此位领导者的逝世；他40年间持续不断的成功则能够作为证据以证明他拥有孤身一人就能扭转乾坤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事件的频繁发生，年高体弱的李鸿章逐渐将危险与缺点暴露于对他怀恨在心的敌人的面前，恼怒异常的国民觉得李鸿章应当遭受斥责，而外国人蔑视不屑的批驳也来势凶猛。倘若慈禧太后并未因为忠心耿耿的朋友关系对他加以保护的话，那么他绝对难逃1895年被判处极刑的命运。现在我们对李鸿章生平的事迹进行研究，我们了解到，既不应当对他过度赞美，又不可以对他完全否定，无论是处于最顺遂的时期还是处于最低迷的状态，李鸿章的一言一行在实质上均因为大的历史环境，从而作出相应的结果，要知道，这种环境不是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可以驾驭甚至改变的。实质上，李鸿章正是中国一众官员的典型范例。要知道，此种外部环境是暂时的，由于它富有色彩与奇特的特点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它总是在某一段时间令观察者们忽略了这一事实。令他闻名遐迩、获得丰功伟绩的环境力量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甚至对于外部环境的很多方面，李鸿章已经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