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初登政治舞台的主要事迹与行动在上文中已进行列举。由于相关的大部分资料在对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行报复时已经被毁损灭失，因此，在官方的权威文件证据不足的条件下，李鸿章踏上公共舞台的确切时间与地点还存在着一些无法确定的因素。对于以下说法，英国作家普遍予以认同：李鸿章以一名平民的身份，组建了一支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而向朝廷表现了自己的忠诚。然而事实却向我们证明，我们应该对此说法予以拒绝，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此种说法只是一则谣言，这则谣传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大概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1854年至1855年间，李鸿章在合肥团练担任官职，而大部分资金是在此募集的，随后因为军事目的，合肥团练交由曾国藩领导。李鸿章充当曾国藩的幕僚并非像记载中所说的那样发生在1853年，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855年。尽管李鸿章之后仕途颇顺，擢升速度异常，然而直至四年之后，当曾国藩领导的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初显眉目之时，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的李鸿章才开始在地方上名气小露。他在军事上就如同平时在政府公务上一样多次获得奖励。1856年，他被擢升为道台，次年加封为按察使的头衔。直到1866年，当他和华尔、白齐文以及戈登建立合作关系之后，换句话说，当他以江苏巡抚的名义同上海的外国团体建立合作关系之后，他才开始在普通的官僚中光华初绽。此外，部分资料涉及戈登对李鸿章的影响问题，比如说，在戈登的引领下，李鸿章的思想开始贴近于欧洲文明的道德价值，这就为李鸿章注入了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迥异的西方思想。实际上，这些西方的思想萌芽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被李鸿章肆无忌惮的锋芒所扼杀，这种肆无忌惮源自他同那些不擅长阿谀奉承的欧洲人的往来交际，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的确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1867年，他在担任湖广总督一职时，此种影响之大可以通过他所呈奏的著名奏折的大意以及表层含义明显地流露出来。此篇文章作为此段时期他坚定信念的流露方式，时至今日依旧可以作为对李鸿章治国之术的永远的纪念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