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李鸿章驾鹤西归之后，时人修建了数目众多的祠堂以悼念其功勋卓著，而且他在死后仍然被追加了众多荣誉，甚至袁世凯以及众多正统儒家学派的官员在他西归之后仍旧时刻对他的名号怀着无比尊敬的情绪，然而我们能够在外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李鸿章在治国之策以及外交斡旋方面的声誉较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要高得多。西方媒体以及周游世界之人形容说，李鸿章武装并改革中国的初步打算和相关准备事项在声势以及聪慧方面实施得颇为顺利，所以，这些媒体与游历之人锲而不舍地千方百计想要同李鸿章的府衙取得联系。在同外国人的接触中，此位总督迅速明白了获取媒体一致好评的意义所在。在热情激动的新闻媒体的协助之下，他可以顺利施行国内的军事事务，而当这些军事事务获取世界范围内的一致好评之时，那么它将不单单是李鸿章个人取得的伟大业绩，此外，因为中国所拥有的不容小觑而又持续壮大的力量，中国也因此受到了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尊敬。一切同西方的外交行动有所联系的中国官僚，特别是位于国外的中国公使馆的官僚共同行动起来，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真正而迅速地“觉醒”起来；如此一来，“黄祸”的想法在欧洲与美洲则会广泛蔓延，直至达到颇为严重的地步。此时期在国外出版的提及中国国情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涉及“中国军备”以及“巨人的觉醒”等内容，德国的皇帝以及赫德的理论均被信手拈来用作支持此念头的依据，此类新思想的支持者共同炒作令此种声音不断加强，鼓吹李鸿章是重新划分世界利益结构的杰出人才。我们应当及时思考李鸿章有何资格担负如此沉重的责任，他苦心经营了20年之久的陆军与海军机构究竟取得怎样的结果。此时，仅仅提及下面这一点就能够将问题解释明白，李鸿章在国外依靠新闻记者的宣传，夸大了中国的军事能力以及能源资源，这些内容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国内，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从不曾对英美国家以及俄国给予他与他的行为的高度赞扬，甚至持赞同态度。别的总督一方面对他可以拯救中国尊严的行为十分赞同，另一方面却十分清楚，李鸿章在西方国家里的新的声名威望所依靠的基础，从实质上来看与中国别的行政事务同样十分脆弱。他们明白，在金玉其外的舰队以及配备现代化设备的国防要地的背后，那个徇情枉法、违法乱纪的官僚体系亦会在新的时机的鼓动之下再次猖狂起来，甚至进一步扩张它的操作内容。他们也明白，在李鸿章的亲朋好友所从事的各式各样的营利活动中，存在着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的陆军与海军建设体制依旧禁锢在古老守旧的裙带关系与中饱私囊之下；也就是说，李鸿章同样是其中的成员之一，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官僚，所以在他经营领导下得到的结果和大清其他官僚经营管理的结果不会有天壤之别。但凡对局势略知一二的官僚，亦不会对这些军事官僚的效能拥有过高的期待，更不会相信他们可以清正廉洁地为国家作贡献。此类军事官僚之所以得到任命，毫无疑义是由于家族的影响力以及地方上的家族利益。在全部的事务上，中国人对此点问题的认识是不可能有错的。西方文明世界日益将李鸿章视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人物，将其视作是高瞻远瞩、聪慧睿智的象征与化身，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的前段时间能够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但是李鸿章的本国国民们却拿艳羡的目光盯着他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持续开发探索新的敛财途径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