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一个事实都不曾被太后与李鸿章注意到，当然，或者这一点已经被他们意识到了，但却被他们忽视了。那就是实施初步改革的财政中央集权化是军事力量中央集权化的前提。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海军计划看上去好像前景相当广阔，可是到甲午战争后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在此期间，和官僚的财政思想密切相关的官吏腐败现象还被严密地包裹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曾遭到质疑。不过，对于集权化或安全性的获得则缈无希望这一点，李鸿章本人已经完全意识到。他在内心深处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重修或装饰颐和园已经将户部手中用来制造舰队和加强防御的那几个钱用光了；他也明白，自己那个贪婪成性的女婿张佩纶已经将那些拨到天津用来建设海军的钱中饱私囊了，当然，其中落到自己口袋中也有一部分钱财。为此，直到暴风雨降临，也就是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那些劣质大厦轰然倒塌的时候，对于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要投入巨额资金这一点，不管是李鸿章本人，还是海军衙门中的随意一位负责任的官员，他们都不曾用官方的名义将此事向清政府提出过。当然，仅有的一次提及此事，还是发生在1896年崩溃之后。那次在谒见慈禧太后时，李鸿章冒着触怒慈禧太后的危险将此事提到了议程，他声称倘若一支海军得以维持的资金被剥夺了，那么它绝不会产生高效力，自然也不会具备精良的装备。倘若在财政事务上，李鸿章还算有自知之明的话，他或许会出言为自己辩解，对在纸糊的巨龙坍塌的原因中其他那些重要的事实或人物加以解释，不过，李鸿章却在此选择了慈禧太后出自感激的保护和大太监的帮助，放弃了出言为自己进行解释，凭着一贯圆滑处事的态度将此事了结。当然他的智慧也证明了此举相当明智。

正当中日双方将谈判或许确定在日本马关进行的时候，众多奏折被送到朝廷。在这些奏折中，李鸿章毫不意外地受到谴责，他们指责他对中国遭到的耻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众多奏折中，这位总督唯独对安维峻的那份奏折感到特别气愤，理由是这份奏折相当明确地提到了战争期间的财务情况这一敏感的问题。可以说，安维峻在奏折中所表达的观点代表着绝大多数李鸿章的批评者和同僚的心声，这是毋庸置疑的。公正地说，除了左宗棠和张之洞这两位总督之外，差不多每个中国高官都会同样被牵扯到财政腐败问题。在天朝统治制度之下，按照通常的规则，此种事情不会在公众场合被指出，且发生在一位大人物身上，除非事情已经相当明确，或者说除非这个遭到谴责的人已经被人们认为是无可救药且无耻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