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还要对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多加斟酌，那就是关于李鸿章种植和销售鸦片的官方记录。在此事上，倘若和整个官僚阶层相比，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偏不倚的。由于在欧美，具有仁爱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举行了反鸦片活动，从而使印度的鸦片贸易得以中止，中国的官僚们充分利用这一事件，从而令官僚集团在国家范围内攫取到了相当可观的垄断利润。1860年之后，这一政策变得日益突出。李鸿章凭着自己中国式的狡猾和其雄辩的口才为英国实施的鸦片贸易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开脱。在这件事上，他对于能引起别人的注目是相当高兴的。不过，对中国政府在这种事情上一贯所持的虚伪面目，他选择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纵然如此，和那些一贯选择忽视态度的英国和美国大使及政客们相比，他的态度算是好的了，因为这些人不只对中国官方政策在这一事情上的明显目的视而不见，而且也将英国和日本企业普遍地以吗啡代替鸦片并最终导致可悲的后果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视而不见。就压制鸦片贸易的政策而言，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总是那么不合实际，且遭到别人的质疑，原因就是那些对这个政策予以支持的人总是强行将目的的权威性和连续不断的诚实性加于中国的官员身上，可是中国的一些官员早已认识到他们可以从开禁的鸦片贸易上获得巨额利润，认识到这是一个获利的机会，而那极少一部分对真诚的改革运动充满热心的英国人和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中国官员手中的利器。就这样，1881年，李鸿章修书一封给原本是牧师的鸦片贸易管制协会的秘书，至今这封信还在文明世界里传播着。在这封信里面，他将自己希望协会能够对“中国努力逃避鸦片奴役”的愿望予以支持。他不愿意迫于外界压力而承认“尽管法律和饬令三令五申地禁止，但罂粟依旧被私下里种植于中国的一些地方”。1894年，《 泰晤士报 》记者G. E. 莫理循博士进行穿越中国中部的旅行，在他的文章中，他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当地人私下里种植鸦片的情况。他注意到，“在他从湖北出发直到缅甸边境的一路上，他的目光所见都是罂粟”。除了这份惊人的声明，我们还要再补充一句，那就是，李鸿章的家族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李鸿章一方面大力宣扬着高尚道德，一方面在暗中毫无顾忌地追逐着利润，而且其做事的方法和原则完全按照他所在阶级的古老传统进行。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时任驻外大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他依旧滔滔不绝地对此话题展开讨论，声称中国就要从鸦片的祸害中脱离出来，不过就在他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罂粟花盛开在他安徽老家的园子里，而对此，他的解释是出于药用目的而种植。

身为一名目光敏锐的商人，李鸿章用经营大米和其他稳定的商品的态度经营着鸦片贸易。身为一名中国的官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鸿章对于印度贸易被废除充满渴望之情，不过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希望这样的结果，主要就是为了将中国政府手中能够带来丰厚利润且很容易把握的垄断贸易加以巩固。他清楚地知道，无论关税调到多高，相对于英国商人自由输入鸦片的时间，这种垄断维持的时间绝对不会长久，更不可能比香港和澳门继续充当广东走私贸易库房的时间长。与此同时，李鸿章还清楚，道德力量是用以对英国和印度政府施加压力的唯一手段，原因就是对于这些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这种压力不但来自以基督教原则的名义而行动的新闻和演讲，而且来自用思想感情和理想主义向宗教界和人道主义者发出的请求。因此，针对国家政策，他尽其所能地努力制造那样的压力。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同于满族官员，大多数汉人官员和李鸿章一样，会在行事的时候用尽心机，以便想出权宜之计。但在反对鸦片的这件事情上，李鸿章不是一位先锋者，也不是一位独立的思考者，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官员，其所有的行动都受着其固有的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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